明清研究和翻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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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小组以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化为研究主体,进行历史、文学、民间风俗、对外传播等各相关方面的专题研究,对明清时期的作品和研究著...

小暧

  明清女曲家笔下的侠女及其女性立场


  在中国文化中,“侠”指代有能力且不求回报地帮助弱者的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客”是历代文人墨客所着力塑造和赞颂的主角。除了黄衫客、古押衙等著名的男侠形象外,文艺作品中还有聂隐娘、红线女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侠女。传统戏曲中也有不少侠客形象,受这种书写传统和自身性别立场的双重影响,明清女曲家塑造了多种多样的女侠形象。


  保家卫国 行侠仗义


  绍兴人嬴宗季女的时事剧《六月霜》以秋瑾为主人公,热情地歌颂了她投身革命的英雄事迹,从内容到主题皆与以往女曲家的剧作大不相同。作者在《自序》中披露其创作动机是“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容恝然者”,可知其思想境界与秋瑾烈士相仿。


  与《六月霜》中的女侠秋瑾不同,晚清高产女曲家刘清韵笔下的侠女则多出于虚构。其传奇《英雄配》取材于晚清黄钧宰的笔记小说《金壶七墨·遁墨·奇女子》,女主人公杜宪英文武双全,与“幼攻词翰,长习韬钤”的丈夫周孝颇为恩爱。太平天国运动中,杜宪英夫妇为保护家乡和父老,组织乡民自卫反抗。“[普天乐]仗神机妙用,烽销指顾中,从此户逸家宁,全靠、全靠巾帼英雄!”“[朝天子] 同心胆,又何愁敌强莽。干云军威壮,看旗飞旆扬,听枪鸣炮响,管将、将、管将,管杀长毛人翻马仰、人翻马仰!”在第六出《馘左》里,这两支曲子不断反复,渲染出他们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由于周孝求胜心切,不慎被俘。杜宪英千里寻夫,历尽波折,最终夫妻团圆。杜宪英的侠女气概首先表现为弱女子勇担家国重任,与《六月霜》中的秋瑾异曲同工——秋瑾目睹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决心救亡图存。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她不满男权和专制,致力于唤醒女界,最终血染轩亭口。“纤纤素手,志扶半壁江山;磊磊丹心,誓洗六朝金粉”(语出嬴宗季女传奇《六月霜》的第一出《蓉谪》),可以说,这是秋瑾的志向,也是杜宪英的志向。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在寻夫途中,杜宪英还一路行侠仗义,不愧为响当当的巾帼英雄,就连其侍女“勇儿”也人如其名。


  刘清韵另一部传奇《氤氲钏》里的白玉英兄妹也武艺高强,只因“受不过那土豪之气,哥哥一时兴发,将他全家杀却,兄妹二人带了数十名家将逃往海中,寻个藏身所在”,他们虽然落草,却从不打家劫舍。白玉英仗义成全了才女黄佩芬与才子陶元璋的良缘,其侠义行为与《儿女英雄传》里的著名侠女十三妹何玉凤十分相似。


  坚贞刚烈 忠于爱情


  相较于女将军、女英雄,我以为刘清韵笔下最具侠女气度的是《飞虹啸》中的尤庚娘——可以说,她是升华版的白玉英和杜宪英。


  《飞虹啸》取材于《聊斋志异·庚娘》。原著叙述水贼王十八杀夫劫妻的故事。刘清韵的剧本情节基本依据原著,描述金大用、尤庚娘和王十八、唐柔娘两对夫妇一同逃难,王十八觊觎庚娘的美貌,谋杀金大用,意图霸占庚娘,庚娘假意相从,趁王酒醉,拔剑刺杀仇人,而后从容赴死的故事。“是龙泉气自冲霄,(拂拭看介)是鱼肠锋可吹毛,剑呵剑呵,凭仗你杀人材将人胆照,成就我小裙钗报仇名号”,一曲[脱布衫]慷慨激昂地描述了庚娘果敢的复仇过程,更表现出她不屈服于恶霸的坚强意志。该剧中的尤庚娘有勇有谋、坚贞刚烈,集冷静、智慧于一身,洋溢着英勇之气和侠客精神。她本是一介弱女子,在突发的危难面前能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与决定,并不惮时刻与危险相伴,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实施复仇大计。她心思细腻、机敏镇静,不仅在刚开始就敏锐地发现王非善类,而且在遭难后能睿智地选择假意屈从,成功使恶棍完全放松了警惕,为伺机报仇打下基础。她重情义轻生死,在手刃仇人不再有生命危险时,却义无返顾地选择自尽。这一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与庚娘异曲同工的是刘清韵取材于《明史·唐寅传》和明末清初文学家黄周星的小说《补张灵崔莹合传》,抒写张灵和崔莹爱情悲剧的《鸳鸯梦》中的女主人公崔莹。其中,第十出《殉玉》是全剧的高潮——被宁王征选入宫的崔莹逃回家乡后,遵从父亲遗命,从南昌赶到苏州找唐寅,希望通过唐寅成全自己和张灵的婚事,不料得到的却是张灵已逝的噩耗。刘清韵在此处以强调人物动作和表情的方法外化崔莹的心路历程——先“呆介”,然后“不语,忽正色介”,最后“微笑介”,举重若轻,简约而不简单。


  翌日,崔莹哭坟祭夫,唱了三支[香柳娘]:“正肝肠迸裂,正肝肠迸裂,分明在那又断肠碑碣,咳,崔莹,更有何话说、更有何话说。想彼祝英台,千古擅芳烈,况没甚牵缠扯掣、况没甚牵缠扯掣,一意孤行,自甘澌灭。”然后,她支开养娘和院公,“款解冰绡,向枝头牢将扣结”,不一会儿便“魂消气又灭,含笑从容向泉台去也”。原来,这个弱女子外柔内刚,早就打定了为张灵殉葬的主意。崔莹不慕荣华、忠于爱情的形象在这里被最终塑造完成,整部传奇歌颂纯洁爱情、抨击强权的主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刘清韵笔下的弱女子不仅始终宁死不屈,而且还毫不犹豫地为爱舍身,其凛然大义,堪与女英雄、女将军比肩。


  走出闺阁 治国平天下


  明清女曲家笔下的侠女,境界最高的当属吴藻的独幕杂剧《饮酒读骚图》,该剧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属于女性的最强音:侠之大者,可以冲决女性的性别限制,走出闺阁,齐家治国平天下。


  《饮酒读骚图》又名《乔影》,写谢絮才女扮男装赏玩自己描画的男装小像“饮酒读骚图”。在赏画饮酒、放浪形骸、尽情抒怀之际,她不禁感怀身世、悲从中来——“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她读《离骚》,感怀当年的三闾大夫报国无门、行吟泽畔的孤寂与萧瑟,而自己也同样怀才不遇,但屈原的诗章尚能流芳后世,死后还有弟子为其招魂,而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受制于身为女性而只能幽锁深闺,既不能为国效力,也没有机会名留青史。谢絮才不由得黯然神伤,默默收拾起画卷和酒具,将满腹愤怨付之一声长叹。


  在生活中,和谢絮才同样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吴藻力求摆脱喑哑的人生,却只能在纸上聊发疏狂,一支[北雁儿落带得胜令]写得洒落悲慨,脍炙人口:“我待趁烟波泛画棹,我待御天风游蓬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她借用历史上诸多奇人异士的想象和传说,一口气甩出长达十句的排比句以及一连串典故,以李太白、王子乔、刘禹锡等历史上著名的俊逸神仙、洒落文士自喻,气势磅礴,气概豪雄,表现出强烈的自豪与自信,绝无半点寻常小女子的忸怩作态,表达了其渴望发展个性、展现才华、向往极致自由的迫切心情,从中亦可见吴藻渴望冲出闺阁建功立业的急切与豪迈。


  显然,《饮酒读骚图》所抒发的高情奇气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它无限向往全面而完全的自由,反抗社会施诸女性的所有束缚和不公,谢絮才这一形象的涵盖面和批判力较其他女性而言显得宽广和强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为女性呼唤自由的同时,吴藻还进一步认识到了即便是男性,要想充分施展才能、抱负,要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可能性也很小。也许正因如此,她的作品得到了当时广大男性文人的共鸣和激赏,如齐彦槐诗曰:“毕竟小青无侠气,挑灯闲看《牡丹亭》”,显然是将吴藻和西子湖畔的另一著名才女冯小青进行对比,盛赞吴藻其人其作的豪侠高怀。


  总之,崔莹和谢絮才等虽是典型的闺秀才女,但她们的精神世界所闪烁的侠的光彩其实并不亚于白玉英、杜宪英这样的女英雄和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强调女性应内敛含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她们身上的侠气更具悲剧色彩,也反映了以吴藻等为代表的明清知识女性的立场。同时,吴藻、刘清韵等女曲家的戏曲作品,也在我国侠客文学史上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铿锵之声。


  (本文系文化部课题“中国古代江南女性曲家艺术生态研究”(14DB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2019-01-24 09: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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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暧

  明清(1368—1644—1911)两代历时540余年,诗词之成就虽无法迈唐越宋,却亦名家辈出、流派众多。也许是因为距今时代较近,流传至今的明清诗词,其数量约十倍于唐宋,作家人数亦十倍于唐宋。明清诗词数量大,但名家众多,大家较少,总体成就未能超越唐宋时期。唯有清词堪称宋词之后劲。


  明诗是明代文学中较有成就的部分。明初吴中(苏州一带)文人荟萃,刘基、高启及吴中四杰(杨基等)领袖诗坛。刘基乃开国元勋,高启才高八斗,他们大多由元入明,诗作或雄浑,或豪俊,较之元末杨维桢、王冕有较大创新。如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有一种磅礴天地间的新气象。朱元璋父子的暴政使明代初年有成就的诗人无一幸免。刘基死得不明不白,高启中年被腰斩,杨基死于贬所,凌云翰贬死蛮荒之地,瞿也以诗祸下狱,谪戍保安……,政治上的高压导致诗歌创作的凋零。永乐年间,文坛上出现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台阁重臣,以诗文“粉饰太平”。此后李东阳等茶陵派始有所创新。林鸿、高、张以宁等闽派诗人倡导唐音,秉承严羽格调说,但创作成就不高。


  明成化至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力反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倡导复古,力洗平庸滑俗之风。陈田《明诗纪事》云:“明代中叶有李、何,犹唐有李杜,宋有苏黄。”李、何敢于与大官僚、大宦官作斗争,其诗敢于面对现实,故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诗人。当时又有一批大画家兼为诗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写诗不事雕饰,任性挥洒,在破台阁体诗风方面也有补于时。明嘉靖、隆庆间,前七子之模拟之风已遭人厌,出现了杨慎、高叔嗣、薛蕙等人,杨慎尤为其中翘楚。稍后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这后七子使复古主义再度统治诗坛。其中王世贞倡导“学古而化”,诗风渐趋自然。


  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年间,模仿七子者已渐成“剽窃成风,万口一响”之势,此时出现的以袁宏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后又不免流于轻率浅露;此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欲以“幽深孤峭”纠公安之弊,却远离现实。明末崇祯及南明时期,复社、几社的一些作家,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力矫公安、竟陵之弊,在明亡前后,与张煌言、瞿式耜一起,写出了慷慨激昂的时代强音。


  清代是诗坛的复兴时期,据《晚晴诗汇》及《清诗纪事》统计,前者收诗人六千一百余家,后者收六千四百七十余家,数量均远胜唐诗。清诗大致分四时期:


   顺康时期: 其前期代表作家为由明入清的遗民诗人,如黄宗羲、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屈大均等,这些人入清后坚持不与新政权合作,甚至坚持抗清复明,决不做清朝的官。顾炎武、王夫之、归庄的诗沉郁苍凉,写易代之痛;钱澄之、吴嘉纪写人民的疾苦,尤其是盐民的疾苦;屈大均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屈氏出生虽稍晚,抗清复明思想于其诗作中却表现甚烈。由明入仕清廷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钱氏影响甚大,其才藻富赡,入清后哀思明室,寄托甚深,为“虞山诗派”领袖;吴伟业以七言歌行著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他虽曾被迫做过半年清廷的史官,却一直以此为耻,眷恋故国,在艺术上有很大创新,为“娄东诗派”领袖。此后最重要的诗人为王士祯、查慎行。王士祯提倡“神韵说”,左右诗坛数十年,擅长七言近体,涵情绵邈而神韵悠然,受王孟、韦柳影响较深。查慎行为学宋诗派代表,擅长白描,当时与吴伟业并称。


  乾嘉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沈德潜、厉鹗、袁枚、蒋士铨、翁方纲、郑燮、黄景仁、张问陶、黎简等。乾隆朝重臣沈德潜首倡“格调说”,他的选诗及评论影响很大。厉鹗对宋诗钻研颇深,工于炼字,长于五古,为“浙派”后期领袖。袁枚倡“性灵说”,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道、同时期:主要代表诗人为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何绍基、姚燮、郑珍、金和等。这是一些生活于鸦片战争前后的诗人,他们打破清中叶来模山范水的格局,以诗写对社会改革的愿望,写民族危亡之感。


  清末光宣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黄遵宪、樊增祥、陈三立、文廷式、李慈铭、丘逢甲、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黄遵宪倡导诗体革新,写新派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清诗题材广泛,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


  明清词坛与诗坛有相似之处,不同点是明词成就更不如明诗。历来认为词兴于唐,盛于宋,继于元,衰于明,清代又有所振兴,这是不错的。明词不仅与两宋无法比肩,与金元相比也甚感不足,明代近三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名大词人,除明清之际以外,明代确是词的中衰时期。


  清代是词的中兴期。叶恭绰统计清代词人有四千八百五十余人,其中顺治康熙朝三百零五人。目前已出版的《全清词》顺康卷达二十册之多。


   清初遗民词人中王夫之、屈大均等较有成就,吴伟业、王士祯及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纳兰性德,成就卓著。吴伟业词绮丽而沉郁。曹贞吉词幽丽而兼雄丽。陈维崧词数量达1600多首,用词牌达600多个,均前无古人,其词学苏辛,开创阳羡词派。纳兰性德词直抒胸臆,颇似李后主。顾贞观以词代书之两首《金缕曲》,堪称千古绝唱。朱彝尊推尊姜夔、史达祖、张炎,力主清空,开创浙西词派,影响清前期词坛几近百年。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的常州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取代了浙派的地位。常州派推尊词体,强调词的比兴寄托,提倡写词要深美闳约,对清代中后期词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出现的项廷纪、蒋春霖,与纳兰性德风格相近。清代末年著名词人有谭献、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末四人被称为“清末四大家”。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时期,这些词人都写过一些优秀的词作。《白雨斋词话》(陈廷焯)、《蕙风词话》(况周颐)、《人间词话》(王国维)对清词作了出色的理论总结。

2019-01-24 09: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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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老子《道德经》:德语世界最热的中国典籍


  来源:文汇报


  从左到右:波莱恩克那教士在1870年出版的第一部《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德博在1961年出版的译本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汉斯-格奥尓格·梅勒在1995年出版的德语世界第一部帛书《老子》德译本;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于2011年出版,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发展(1933年-1945年)、逐渐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发展(1900年至今)四个阶段。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诺阿克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便是早期质量欠佳的译本之一。译者将“道”翻译为“神”(Gott),“德”为“美德”(Tugend),并且将《道德经》视作一本关于宗教和美德的书。该阶段也有学院派译者,如东方学家鲁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学说》为题出版了《道德经》译本。与其他译者根据原著顺序翻译不同的是,他尝试将《道德经》分为“道”本身、“道”作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与人类的起源、圣贤和社会伦理学以及统治者等不同主题,并分类翻译《道德经》的不同章节。此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翻译《道德经》,如历史文化小说家亚历山大·乌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译作《老子的轨道与正道》,这是译者将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再转译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识,改译本与原文偏差较大,但是在《道德经》德译第一阶段,这部译作却获得较大的认同并影响了许多后继译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间共在不同出版社发行了6次。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著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两德合并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当代中国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开始产生中国学转向,传统的汉学逐渐被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中国学代替。新机遇也为汉学研究者带去新挑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需满足国际化需求,研究者们应具备国际化视野。受此影响,《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德译者们将《道德经》的翻译与中国内的学术新成果相结合。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2011年出版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之一,这也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顾彬认为在早期的译介发展中,老子被人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环,而当代的翻译需要将老子“去神化”,用客观的翻译和阐释将老子拉下神坛。


  整体而言,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其译介方式从译者们尽力呈现《道德经》原文,发展到研究者们将中国最新的《道德经》研究情况介绍至德国。百年译介,百种版本,老子《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经历无数的变异与融合,最终走进了德国读者的内心。


2019-02-22 1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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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老子《道德经》:德语世界最热的中国典籍


  来源:文汇报


  从左到右:波莱恩克那教士在1870年出版的第一部《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德博在1961年出版的译本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汉斯-格奥尓格·梅勒在1995年出版的德语世界第一部帛书《老子》德译本;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于2011年出版,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发展(1933年-1945年)、逐渐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发展(1900年至今)四个阶段。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诺阿克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便是早期质量欠佳的译本之一。译者将“道”翻译为“神”(Gott),“德”为“美德”(Tugend),并且将《道德经》视作一本关于宗教和美德的书。该阶段也有学院派译者,如东方学家鲁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学说》为题出版了《道德经》译本。与其他译者根据原著顺序翻译不同的是,他尝试将《道德经》分为“道”本身、“道”作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与人类的起源、圣贤和社会伦理学以及统治者等不同主题,并分类翻译《道德经》的不同章节。此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翻译《道德经》,如历史文化小说家亚历山大·乌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译作《老子的轨道与正道》,这是译者将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再转译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识,改译本与原文偏差较大,但是在《道德经》德译第一阶段,这部译作却获得较大的认同并影响了许多后继译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间共在不同出版社发行了6次。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著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两德合并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当代中国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开始产生中国学转向,传统的汉学逐渐被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中国学代替。新机遇也为汉学研究者带去新挑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需满足国际化需求,研究者们应具备国际化视野。受此影响,《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德译者们将《道德经》的翻译与中国内的学术新成果相结合。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2011年出版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之一,这也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顾彬认为在早期的译介发展中,老子被人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环,而当代的翻译需要将老子“去神化”,用客观的翻译和阐释将老子拉下神坛。


  整体而言,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其译介方式从译者们尽力呈现《道德经》原文,发展到研究者们将中国最新的《道德经》研究情况介绍至德国。百年译介,百种版本,老子《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经历无数的变异与融合,最终走进了德国读者的内心。


2019-02-22 1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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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暧

  明清(1368—1644—1911)两代历时540余年,诗词之成就虽无法迈唐越宋,却亦名家辈出、流派众多。也许是因为距今时代较近,流传至今的明清诗词,其数量约十倍于唐宋,作家人数亦十倍于唐宋。明清诗词数量大,但名家众多,大家较少,总体成就未能超越唐宋时期。唯有清词堪称宋词之后劲。


  明诗是明代文学中较有成就的部分。明初吴中(苏州一带)文人荟萃,刘基、高启及吴中四杰(杨基等)领袖诗坛。刘基乃开国元勋,高启才高八斗,他们大多由元入明,诗作或雄浑,或豪俊,较之元末杨维桢、王冕有较大创新。如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有一种磅礴天地间的新气象。朱元璋父子的暴政使明代初年有成就的诗人无一幸免。刘基死得不明不白,高启中年被腰斩,杨基死于贬所,凌云翰贬死蛮荒之地,瞿也以诗祸下狱,谪戍保安……,政治上的高压导致诗歌创作的凋零。永乐年间,文坛上出现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台阁重臣,以诗文“粉饰太平”。此后李东阳等茶陵派始有所创新。林鸿、高、张以宁等闽派诗人倡导唐音,秉承严羽格调说,但创作成就不高。


  明成化至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力反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倡导复古,力洗平庸滑俗之风。陈田《明诗纪事》云:“明代中叶有李、何,犹唐有李杜,宋有苏黄。”李、何敢于与大官僚、大宦官作斗争,其诗敢于面对现实,故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诗人。当时又有一批大画家兼为诗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写诗不事雕饰,任性挥洒,在破台阁体诗风方面也有补于时。明嘉靖、隆庆间,前七子之模拟之风已遭人厌,出现了杨慎、高叔嗣、薛蕙等人,杨慎尤为其中翘楚。稍后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这后七子使复古主义再度统治诗坛。其中王世贞倡导“学古而化”,诗风渐趋自然。


  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年间,模仿七子者已渐成“剽窃成风,万口一响”之势,此时出现的以袁宏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后又不免流于轻率浅露;此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欲以“幽深孤峭”纠公安之弊,却远离现实。明末崇祯及南明时期,复社、几社的一些作家,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力矫公安、竟陵之弊,在明亡前后,与张煌言、瞿式耜一起,写出了慷慨激昂的时代强音。


  清代是诗坛的复兴时期,据《晚晴诗汇》及《清诗纪事》统计,前者收诗人六千一百余家,后者收六千四百七十余家,数量均远胜唐诗。清诗大致分四时期:


   顺康时期: 其前期代表作家为由明入清的遗民诗人,如黄宗羲、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屈大均等,这些人入清后坚持不与新政权合作,甚至坚持抗清复明,决不做清朝的官。顾炎武、王夫之、归庄的诗沉郁苍凉,写易代之痛;钱澄之、吴嘉纪写人民的疾苦,尤其是盐民的疾苦;屈大均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屈氏出生虽稍晚,抗清复明思想于其诗作中却表现甚烈。由明入仕清廷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钱氏影响甚大,其才藻富赡,入清后哀思明室,寄托甚深,为“虞山诗派”领袖;吴伟业以七言歌行著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他虽曾被迫做过半年清廷的史官,却一直以此为耻,眷恋故国,在艺术上有很大创新,为“娄东诗派”领袖。此后最重要的诗人为王士祯、查慎行。王士祯提倡“神韵说”,左右诗坛数十年,擅长七言近体,涵情绵邈而神韵悠然,受王孟、韦柳影响较深。查慎行为学宋诗派代表,擅长白描,当时与吴伟业并称。


  乾嘉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沈德潜、厉鹗、袁枚、蒋士铨、翁方纲、郑燮、黄景仁、张问陶、黎简等。乾隆朝重臣沈德潜首倡“格调说”,他的选诗及评论影响很大。厉鹗对宋诗钻研颇深,工于炼字,长于五古,为“浙派”后期领袖。袁枚倡“性灵说”,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道、同时期:主要代表诗人为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何绍基、姚燮、郑珍、金和等。这是一些生活于鸦片战争前后的诗人,他们打破清中叶来模山范水的格局,以诗写对社会改革的愿望,写民族危亡之感。


  清末光宣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黄遵宪、樊增祥、陈三立、文廷式、李慈铭、丘逢甲、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黄遵宪倡导诗体革新,写新派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清诗题材广泛,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


  明清词坛与诗坛有相似之处,不同点是明词成就更不如明诗。历来认为词兴于唐,盛于宋,继于元,衰于明,清代又有所振兴,这是不错的。明词不仅与两宋无法比肩,与金元相比也甚感不足,明代近三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名大词人,除明清之际以外,明代确是词的中衰时期。


  清代是词的中兴期。叶恭绰统计清代词人有四千八百五十余人,其中顺治康熙朝三百零五人。目前已出版的《全清词》顺康卷达二十册之多。


   清初遗民词人中王夫之、屈大均等较有成就,吴伟业、王士祯及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纳兰性德,成就卓著。吴伟业词绮丽而沉郁。曹贞吉词幽丽而兼雄丽。陈维崧词数量达1600多首,用词牌达600多个,均前无古人,其词学苏辛,开创阳羡词派。纳兰性德词直抒胸臆,颇似李后主。顾贞观以词代书之两首《金缕曲》,堪称千古绝唱。朱彝尊推尊姜夔、史达祖、张炎,力主清空,开创浙西词派,影响清前期词坛几近百年。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的常州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取代了浙派的地位。常州派推尊词体,强调词的比兴寄托,提倡写词要深美闳约,对清代中后期词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出现的项廷纪、蒋春霖,与纳兰性德风格相近。清代末年著名词人有谭献、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末四人被称为“清末四大家”。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时期,这些词人都写过一些优秀的词作。《白雨斋词话》(陈廷焯)、《蕙风词话》(况周颐)、《人间词话》(王国维)对清词作了出色的理论总结。

2019-01-24 09: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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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暧

  明清女曲家笔下的侠女及其女性立场


  在中国文化中,“侠”指代有能力且不求回报地帮助弱者的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客”是历代文人墨客所着力塑造和赞颂的主角。除了黄衫客、古押衙等著名的男侠形象外,文艺作品中还有聂隐娘、红线女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侠女。传统戏曲中也有不少侠客形象,受这种书写传统和自身性别立场的双重影响,明清女曲家塑造了多种多样的女侠形象。


  保家卫国 行侠仗义


  绍兴人嬴宗季女的时事剧《六月霜》以秋瑾为主人公,热情地歌颂了她投身革命的英雄事迹,从内容到主题皆与以往女曲家的剧作大不相同。作者在《自序》中披露其创作动机是“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容恝然者”,可知其思想境界与秋瑾烈士相仿。


  与《六月霜》中的女侠秋瑾不同,晚清高产女曲家刘清韵笔下的侠女则多出于虚构。其传奇《英雄配》取材于晚清黄钧宰的笔记小说《金壶七墨·遁墨·奇女子》,女主人公杜宪英文武双全,与“幼攻词翰,长习韬钤”的丈夫周孝颇为恩爱。太平天国运动中,杜宪英夫妇为保护家乡和父老,组织乡民自卫反抗。“[普天乐]仗神机妙用,烽销指顾中,从此户逸家宁,全靠、全靠巾帼英雄!”“[朝天子] 同心胆,又何愁敌强莽。干云军威壮,看旗飞旆扬,听枪鸣炮响,管将、将、管将,管杀长毛人翻马仰、人翻马仰!”在第六出《馘左》里,这两支曲子不断反复,渲染出他们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由于周孝求胜心切,不慎被俘。杜宪英千里寻夫,历尽波折,最终夫妻团圆。杜宪英的侠女气概首先表现为弱女子勇担家国重任,与《六月霜》中的秋瑾异曲同工——秋瑾目睹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决心救亡图存。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她不满男权和专制,致力于唤醒女界,最终血染轩亭口。“纤纤素手,志扶半壁江山;磊磊丹心,誓洗六朝金粉”(语出嬴宗季女传奇《六月霜》的第一出《蓉谪》),可以说,这是秋瑾的志向,也是杜宪英的志向。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在寻夫途中,杜宪英还一路行侠仗义,不愧为响当当的巾帼英雄,就连其侍女“勇儿”也人如其名。


  刘清韵另一部传奇《氤氲钏》里的白玉英兄妹也武艺高强,只因“受不过那土豪之气,哥哥一时兴发,将他全家杀却,兄妹二人带了数十名家将逃往海中,寻个藏身所在”,他们虽然落草,却从不打家劫舍。白玉英仗义成全了才女黄佩芬与才子陶元璋的良缘,其侠义行为与《儿女英雄传》里的著名侠女十三妹何玉凤十分相似。


  坚贞刚烈 忠于爱情


  相较于女将军、女英雄,我以为刘清韵笔下最具侠女气度的是《飞虹啸》中的尤庚娘——可以说,她是升华版的白玉英和杜宪英。


  《飞虹啸》取材于《聊斋志异·庚娘》。原著叙述水贼王十八杀夫劫妻的故事。刘清韵的剧本情节基本依据原著,描述金大用、尤庚娘和王十八、唐柔娘两对夫妇一同逃难,王十八觊觎庚娘的美貌,谋杀金大用,意图霸占庚娘,庚娘假意相从,趁王酒醉,拔剑刺杀仇人,而后从容赴死的故事。“是龙泉气自冲霄,(拂拭看介)是鱼肠锋可吹毛,剑呵剑呵,凭仗你杀人材将人胆照,成就我小裙钗报仇名号”,一曲[脱布衫]慷慨激昂地描述了庚娘果敢的复仇过程,更表现出她不屈服于恶霸的坚强意志。该剧中的尤庚娘有勇有谋、坚贞刚烈,集冷静、智慧于一身,洋溢着英勇之气和侠客精神。她本是一介弱女子,在突发的危难面前能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与决定,并不惮时刻与危险相伴,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实施复仇大计。她心思细腻、机敏镇静,不仅在刚开始就敏锐地发现王非善类,而且在遭难后能睿智地选择假意屈从,成功使恶棍完全放松了警惕,为伺机报仇打下基础。她重情义轻生死,在手刃仇人不再有生命危险时,却义无返顾地选择自尽。这一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与庚娘异曲同工的是刘清韵取材于《明史·唐寅传》和明末清初文学家黄周星的小说《补张灵崔莹合传》,抒写张灵和崔莹爱情悲剧的《鸳鸯梦》中的女主人公崔莹。其中,第十出《殉玉》是全剧的高潮——被宁王征选入宫的崔莹逃回家乡后,遵从父亲遗命,从南昌赶到苏州找唐寅,希望通过唐寅成全自己和张灵的婚事,不料得到的却是张灵已逝的噩耗。刘清韵在此处以强调人物动作和表情的方法外化崔莹的心路历程——先“呆介”,然后“不语,忽正色介”,最后“微笑介”,举重若轻,简约而不简单。


  翌日,崔莹哭坟祭夫,唱了三支[香柳娘]:“正肝肠迸裂,正肝肠迸裂,分明在那又断肠碑碣,咳,崔莹,更有何话说、更有何话说。想彼祝英台,千古擅芳烈,况没甚牵缠扯掣、况没甚牵缠扯掣,一意孤行,自甘澌灭。”然后,她支开养娘和院公,“款解冰绡,向枝头牢将扣结”,不一会儿便“魂消气又灭,含笑从容向泉台去也”。原来,这个弱女子外柔内刚,早就打定了为张灵殉葬的主意。崔莹不慕荣华、忠于爱情的形象在这里被最终塑造完成,整部传奇歌颂纯洁爱情、抨击强权的主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刘清韵笔下的弱女子不仅始终宁死不屈,而且还毫不犹豫地为爱舍身,其凛然大义,堪与女英雄、女将军比肩。


  走出闺阁 治国平天下


  明清女曲家笔下的侠女,境界最高的当属吴藻的独幕杂剧《饮酒读骚图》,该剧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属于女性的最强音:侠之大者,可以冲决女性的性别限制,走出闺阁,齐家治国平天下。


  《饮酒读骚图》又名《乔影》,写谢絮才女扮男装赏玩自己描画的男装小像“饮酒读骚图”。在赏画饮酒、放浪形骸、尽情抒怀之际,她不禁感怀身世、悲从中来——“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她读《离骚》,感怀当年的三闾大夫报国无门、行吟泽畔的孤寂与萧瑟,而自己也同样怀才不遇,但屈原的诗章尚能流芳后世,死后还有弟子为其招魂,而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受制于身为女性而只能幽锁深闺,既不能为国效力,也没有机会名留青史。谢絮才不由得黯然神伤,默默收拾起画卷和酒具,将满腹愤怨付之一声长叹。


  在生活中,和谢絮才同样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吴藻力求摆脱喑哑的人生,却只能在纸上聊发疏狂,一支[北雁儿落带得胜令]写得洒落悲慨,脍炙人口:“我待趁烟波泛画棹,我待御天风游蓬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她借用历史上诸多奇人异士的想象和传说,一口气甩出长达十句的排比句以及一连串典故,以李太白、王子乔、刘禹锡等历史上著名的俊逸神仙、洒落文士自喻,气势磅礴,气概豪雄,表现出强烈的自豪与自信,绝无半点寻常小女子的忸怩作态,表达了其渴望发展个性、展现才华、向往极致自由的迫切心情,从中亦可见吴藻渴望冲出闺阁建功立业的急切与豪迈。


  显然,《饮酒读骚图》所抒发的高情奇气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它无限向往全面而完全的自由,反抗社会施诸女性的所有束缚和不公,谢絮才这一形象的涵盖面和批判力较其他女性而言显得宽广和强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为女性呼唤自由的同时,吴藻还进一步认识到了即便是男性,要想充分施展才能、抱负,要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可能性也很小。也许正因如此,她的作品得到了当时广大男性文人的共鸣和激赏,如齐彦槐诗曰:“毕竟小青无侠气,挑灯闲看《牡丹亭》”,显然是将吴藻和西子湖畔的另一著名才女冯小青进行对比,盛赞吴藻其人其作的豪侠高怀。


  总之,崔莹和谢絮才等虽是典型的闺秀才女,但她们的精神世界所闪烁的侠的光彩其实并不亚于白玉英、杜宪英这样的女英雄和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强调女性应内敛含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她们身上的侠气更具悲剧色彩,也反映了以吴藻等为代表的明清知识女性的立场。同时,吴藻、刘清韵等女曲家的戏曲作品,也在我国侠客文学史上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铿锵之声。


  (本文系文化部课题“中国古代江南女性曲家艺术生态研究”(14DB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2019-01-24 09: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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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暧

  明清女曲家笔下的侠女及其女性立场


  在中国文化中,“侠”指代有能力且不求回报地帮助弱者的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客”是历代文人墨客所着力塑造和赞颂的主角。除了黄衫客、古押衙等著名的男侠形象外,文艺作品中还有聂隐娘、红线女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侠女。传统戏曲中也有不少侠客形象,受这种书写传统和自身性别立场的双重影响,明清女曲家塑造了多种多样的女侠形象。


  保家卫国 行侠仗义


  绍兴人嬴宗季女的时事剧《六月霜》以秋瑾为主人公,热情地歌颂了她投身革命的英雄事迹,从内容到主题皆与以往女曲家的剧作大不相同。作者在《自序》中披露其创作动机是“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容恝然者”,可知其思想境界与秋瑾烈士相仿。


  与《六月霜》中的女侠秋瑾不同,晚清高产女曲家刘清韵笔下的侠女则多出于虚构。其传奇《英雄配》取材于晚清黄钧宰的笔记小说《金壶七墨·遁墨·奇女子》,女主人公杜宪英文武双全,与“幼攻词翰,长习韬钤”的丈夫周孝颇为恩爱。太平天国运动中,杜宪英夫妇为保护家乡和父老,组织乡民自卫反抗。“[普天乐]仗神机妙用,烽销指顾中,从此户逸家宁,全靠、全靠巾帼英雄!”“[朝天子] 同心胆,又何愁敌强莽。干云军威壮,看旗飞旆扬,听枪鸣炮响,管将、将、管将,管杀长毛人翻马仰、人翻马仰!”在第六出《馘左》里,这两支曲子不断反复,渲染出他们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由于周孝求胜心切,不慎被俘。杜宪英千里寻夫,历尽波折,最终夫妻团圆。杜宪英的侠女气概首先表现为弱女子勇担家国重任,与《六月霜》中的秋瑾异曲同工——秋瑾目睹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决心救亡图存。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她不满男权和专制,致力于唤醒女界,最终血染轩亭口。“纤纤素手,志扶半壁江山;磊磊丹心,誓洗六朝金粉”(语出嬴宗季女传奇《六月霜》的第一出《蓉谪》),可以说,这是秋瑾的志向,也是杜宪英的志向。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在寻夫途中,杜宪英还一路行侠仗义,不愧为响当当的巾帼英雄,就连其侍女“勇儿”也人如其名。


  刘清韵另一部传奇《氤氲钏》里的白玉英兄妹也武艺高强,只因“受不过那土豪之气,哥哥一时兴发,将他全家杀却,兄妹二人带了数十名家将逃往海中,寻个藏身所在”,他们虽然落草,却从不打家劫舍。白玉英仗义成全了才女黄佩芬与才子陶元璋的良缘,其侠义行为与《儿女英雄传》里的著名侠女十三妹何玉凤十分相似。


  坚贞刚烈 忠于爱情


  相较于女将军、女英雄,我以为刘清韵笔下最具侠女气度的是《飞虹啸》中的尤庚娘——可以说,她是升华版的白玉英和杜宪英。


  《飞虹啸》取材于《聊斋志异·庚娘》。原著叙述水贼王十八杀夫劫妻的故事。刘清韵的剧本情节基本依据原著,描述金大用、尤庚娘和王十八、唐柔娘两对夫妇一同逃难,王十八觊觎庚娘的美貌,谋杀金大用,意图霸占庚娘,庚娘假意相从,趁王酒醉,拔剑刺杀仇人,而后从容赴死的故事。“是龙泉气自冲霄,(拂拭看介)是鱼肠锋可吹毛,剑呵剑呵,凭仗你杀人材将人胆照,成就我小裙钗报仇名号”,一曲[脱布衫]慷慨激昂地描述了庚娘果敢的复仇过程,更表现出她不屈服于恶霸的坚强意志。该剧中的尤庚娘有勇有谋、坚贞刚烈,集冷静、智慧于一身,洋溢着英勇之气和侠客精神。她本是一介弱女子,在突发的危难面前能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与决定,并不惮时刻与危险相伴,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实施复仇大计。她心思细腻、机敏镇静,不仅在刚开始就敏锐地发现王非善类,而且在遭难后能睿智地选择假意屈从,成功使恶棍完全放松了警惕,为伺机报仇打下基础。她重情义轻生死,在手刃仇人不再有生命危险时,却义无返顾地选择自尽。这一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与庚娘异曲同工的是刘清韵取材于《明史·唐寅传》和明末清初文学家黄周星的小说《补张灵崔莹合传》,抒写张灵和崔莹爱情悲剧的《鸳鸯梦》中的女主人公崔莹。其中,第十出《殉玉》是全剧的高潮——被宁王征选入宫的崔莹逃回家乡后,遵从父亲遗命,从南昌赶到苏州找唐寅,希望通过唐寅成全自己和张灵的婚事,不料得到的却是张灵已逝的噩耗。刘清韵在此处以强调人物动作和表情的方法外化崔莹的心路历程——先“呆介”,然后“不语,忽正色介”,最后“微笑介”,举重若轻,简约而不简单。


  翌日,崔莹哭坟祭夫,唱了三支[香柳娘]:“正肝肠迸裂,正肝肠迸裂,分明在那又断肠碑碣,咳,崔莹,更有何话说、更有何话说。想彼祝英台,千古擅芳烈,况没甚牵缠扯掣、况没甚牵缠扯掣,一意孤行,自甘澌灭。”然后,她支开养娘和院公,“款解冰绡,向枝头牢将扣结”,不一会儿便“魂消气又灭,含笑从容向泉台去也”。原来,这个弱女子外柔内刚,早就打定了为张灵殉葬的主意。崔莹不慕荣华、忠于爱情的形象在这里被最终塑造完成,整部传奇歌颂纯洁爱情、抨击强权的主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刘清韵笔下的弱女子不仅始终宁死不屈,而且还毫不犹豫地为爱舍身,其凛然大义,堪与女英雄、女将军比肩。


  走出闺阁 治国平天下


  明清女曲家笔下的侠女,境界最高的当属吴藻的独幕杂剧《饮酒读骚图》,该剧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属于女性的最强音:侠之大者,可以冲决女性的性别限制,走出闺阁,齐家治国平天下。


  《饮酒读骚图》又名《乔影》,写谢絮才女扮男装赏玩自己描画的男装小像“饮酒读骚图”。在赏画饮酒、放浪形骸、尽情抒怀之际,她不禁感怀身世、悲从中来——“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她读《离骚》,感怀当年的三闾大夫报国无门、行吟泽畔的孤寂与萧瑟,而自己也同样怀才不遇,但屈原的诗章尚能流芳后世,死后还有弟子为其招魂,而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受制于身为女性而只能幽锁深闺,既不能为国效力,也没有机会名留青史。谢絮才不由得黯然神伤,默默收拾起画卷和酒具,将满腹愤怨付之一声长叹。


  在生活中,和谢絮才同样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吴藻力求摆脱喑哑的人生,却只能在纸上聊发疏狂,一支[北雁儿落带得胜令]写得洒落悲慨,脍炙人口:“我待趁烟波泛画棹,我待御天风游蓬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她借用历史上诸多奇人异士的想象和传说,一口气甩出长达十句的排比句以及一连串典故,以李太白、王子乔、刘禹锡等历史上著名的俊逸神仙、洒落文士自喻,气势磅礴,气概豪雄,表现出强烈的自豪与自信,绝无半点寻常小女子的忸怩作态,表达了其渴望发展个性、展现才华、向往极致自由的迫切心情,从中亦可见吴藻渴望冲出闺阁建功立业的急切与豪迈。


  显然,《饮酒读骚图》所抒发的高情奇气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它无限向往全面而完全的自由,反抗社会施诸女性的所有束缚和不公,谢絮才这一形象的涵盖面和批判力较其他女性而言显得宽广和强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为女性呼唤自由的同时,吴藻还进一步认识到了即便是男性,要想充分施展才能、抱负,要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可能性也很小。也许正因如此,她的作品得到了当时广大男性文人的共鸣和激赏,如齐彦槐诗曰:“毕竟小青无侠气,挑灯闲看《牡丹亭》”,显然是将吴藻和西子湖畔的另一著名才女冯小青进行对比,盛赞吴藻其人其作的豪侠高怀。


  总之,崔莹和谢絮才等虽是典型的闺秀才女,但她们的精神世界所闪烁的侠的光彩其实并不亚于白玉英、杜宪英这样的女英雄和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强调女性应内敛含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她们身上的侠气更具悲剧色彩,也反映了以吴藻等为代表的明清知识女性的立场。同时,吴藻、刘清韵等女曲家的戏曲作品,也在我国侠客文学史上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铿锵之声。


  (本文系文化部课题“中国古代江南女性曲家艺术生态研究”(14DB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2019-01-24 09: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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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暧

  明清(1368—1644—1911)两代历时540余年,诗词之成就虽无法迈唐越宋,却亦名家辈出、流派众多。也许是因为距今时代较近,流传至今的明清诗词,其数量约十倍于唐宋,作家人数亦十倍于唐宋。明清诗词数量大,但名家众多,大家较少,总体成就未能超越唐宋时期。唯有清词堪称宋词之后劲。


  明诗是明代文学中较有成就的部分。明初吴中(苏州一带)文人荟萃,刘基、高启及吴中四杰(杨基等)领袖诗坛。刘基乃开国元勋,高启才高八斗,他们大多由元入明,诗作或雄浑,或豪俊,较之元末杨维桢、王冕有较大创新。如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有一种磅礴天地间的新气象。朱元璋父子的暴政使明代初年有成就的诗人无一幸免。刘基死得不明不白,高启中年被腰斩,杨基死于贬所,凌云翰贬死蛮荒之地,瞿也以诗祸下狱,谪戍保安……,政治上的高压导致诗歌创作的凋零。永乐年间,文坛上出现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台阁重臣,以诗文“粉饰太平”。此后李东阳等茶陵派始有所创新。林鸿、高、张以宁等闽派诗人倡导唐音,秉承严羽格调说,但创作成就不高。


  明成化至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力反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倡导复古,力洗平庸滑俗之风。陈田《明诗纪事》云:“明代中叶有李、何,犹唐有李杜,宋有苏黄。”李、何敢于与大官僚、大宦官作斗争,其诗敢于面对现实,故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诗人。当时又有一批大画家兼为诗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写诗不事雕饰,任性挥洒,在破台阁体诗风方面也有补于时。明嘉靖、隆庆间,前七子之模拟之风已遭人厌,出现了杨慎、高叔嗣、薛蕙等人,杨慎尤为其中翘楚。稍后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这后七子使复古主义再度统治诗坛。其中王世贞倡导“学古而化”,诗风渐趋自然。


  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年间,模仿七子者已渐成“剽窃成风,万口一响”之势,此时出现的以袁宏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后又不免流于轻率浅露;此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欲以“幽深孤峭”纠公安之弊,却远离现实。明末崇祯及南明时期,复社、几社的一些作家,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力矫公安、竟陵之弊,在明亡前后,与张煌言、瞿式耜一起,写出了慷慨激昂的时代强音。


  清代是诗坛的复兴时期,据《晚晴诗汇》及《清诗纪事》统计,前者收诗人六千一百余家,后者收六千四百七十余家,数量均远胜唐诗。清诗大致分四时期:


   顺康时期: 其前期代表作家为由明入清的遗民诗人,如黄宗羲、归庄、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屈大均等,这些人入清后坚持不与新政权合作,甚至坚持抗清复明,决不做清朝的官。顾炎武、王夫之、归庄的诗沉郁苍凉,写易代之痛;钱澄之、吴嘉纪写人民的疾苦,尤其是盐民的疾苦;屈大均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屈氏出生虽稍晚,抗清复明思想于其诗作中却表现甚烈。由明入仕清廷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钱氏影响甚大,其才藻富赡,入清后哀思明室,寄托甚深,为“虞山诗派”领袖;吴伟业以七言歌行著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他虽曾被迫做过半年清廷的史官,却一直以此为耻,眷恋故国,在艺术上有很大创新,为“娄东诗派”领袖。此后最重要的诗人为王士祯、查慎行。王士祯提倡“神韵说”,左右诗坛数十年,擅长七言近体,涵情绵邈而神韵悠然,受王孟、韦柳影响较深。查慎行为学宋诗派代表,擅长白描,当时与吴伟业并称。


  乾嘉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沈德潜、厉鹗、袁枚、蒋士铨、翁方纲、郑燮、黄景仁、张问陶、黎简等。乾隆朝重臣沈德潜首倡“格调说”,他的选诗及评论影响很大。厉鹗对宋诗钻研颇深,工于炼字,长于五古,为“浙派”后期领袖。袁枚倡“性灵说”,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道、同时期:主要代表诗人为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何绍基、姚燮、郑珍、金和等。这是一些生活于鸦片战争前后的诗人,他们打破清中叶来模山范水的格局,以诗写对社会改革的愿望,写民族危亡之感。


  清末光宣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黄遵宪、樊增祥、陈三立、文廷式、李慈铭、丘逢甲、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黄遵宪倡导诗体革新,写新派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清诗题材广泛,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


  明清词坛与诗坛有相似之处,不同点是明词成就更不如明诗。历来认为词兴于唐,盛于宋,继于元,衰于明,清代又有所振兴,这是不错的。明词不仅与两宋无法比肩,与金元相比也甚感不足,明代近三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名大词人,除明清之际以外,明代确是词的中衰时期。


  清代是词的中兴期。叶恭绰统计清代词人有四千八百五十余人,其中顺治康熙朝三百零五人。目前已出版的《全清词》顺康卷达二十册之多。


   清初遗民词人中王夫之、屈大均等较有成就,吴伟业、王士祯及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纳兰性德,成就卓著。吴伟业词绮丽而沉郁。曹贞吉词幽丽而兼雄丽。陈维崧词数量达1600多首,用词牌达600多个,均前无古人,其词学苏辛,开创阳羡词派。纳兰性德词直抒胸臆,颇似李后主。顾贞观以词代书之两首《金缕曲》,堪称千古绝唱。朱彝尊推尊姜夔、史达祖、张炎,力主清空,开创浙西词派,影响清前期词坛几近百年。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的常州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取代了浙派的地位。常州派推尊词体,强调词的比兴寄托,提倡写词要深美闳约,对清代中后期词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出现的项廷纪、蒋春霖,与纳兰性德风格相近。清代末年著名词人有谭献、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末四人被称为“清末四大家”。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时期,这些词人都写过一些优秀的词作。《白雨斋词话》(陈廷焯)、《蕙风词话》(况周颐)、《人间词话》(王国维)对清词作了出色的理论总结。

2019-01-24 09: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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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老子《道德经》:德语世界最热的中国典籍


  来源:文汇报


  从左到右:波莱恩克那教士在1870年出版的第一部《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德博在1961年出版的译本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汉斯-格奥尓格·梅勒在1995年出版的德语世界第一部帛书《老子》德译本;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于2011年出版,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发展(1933年-1945年)、逐渐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发展(1900年至今)四个阶段。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诺阿克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便是早期质量欠佳的译本之一。译者将“道”翻译为“神”(Gott),“德”为“美德”(Tugend),并且将《道德经》视作一本关于宗教和美德的书。该阶段也有学院派译者,如东方学家鲁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学说》为题出版了《道德经》译本。与其他译者根据原著顺序翻译不同的是,他尝试将《道德经》分为“道”本身、“道”作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与人类的起源、圣贤和社会伦理学以及统治者等不同主题,并分类翻译《道德经》的不同章节。此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翻译《道德经》,如历史文化小说家亚历山大·乌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译作《老子的轨道与正道》,这是译者将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再转译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识,改译本与原文偏差较大,但是在《道德经》德译第一阶段,这部译作却获得较大的认同并影响了许多后继译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间共在不同出版社发行了6次。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著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两德合并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当代中国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开始产生中国学转向,传统的汉学逐渐被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中国学代替。新机遇也为汉学研究者带去新挑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需满足国际化需求,研究者们应具备国际化视野。受此影响,《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德译者们将《道德经》的翻译与中国内的学术新成果相结合。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2011年出版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之一,这也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顾彬认为在早期的译介发展中,老子被人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环,而当代的翻译需要将老子“去神化”,用客观的翻译和阐释将老子拉下神坛。


  整体而言,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其译介方式从译者们尽力呈现《道德经》原文,发展到研究者们将中国最新的《道德经》研究情况介绍至德国。百年译介,百种版本,老子《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经历无数的变异与融合,最终走进了德国读者的内心。


2019-02-22 1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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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于 2018-09-19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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