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王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此前华人只有贝聿铭拿过这个有“建筑界诺贝尔”之称的奖项。获奖对王澍最大的影响是，他不再敢来中国美院象山校园了——这个他创造的园林里，总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等着见他，“好尴尬啊”。

　　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称象山校园为“雅园”，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文人理想的图景：山雨过后，溪水浊黄，潺潺流过山脚，清风拂瓦墙，游烟绕门廊……王澍穿着一身黑色中式服装，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正是在象山校园，正是在一个杏花春雨的午后。

　　这个不带手机、甚少露面的建筑大师，在象山校园2007年落成的同一年，创建了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10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教学生干什么，只是依稀听说他的学生“不务正业”：大一做木匠、大三写剧本、书法是必修课……

　　4月9日~21日，主题为“不断实验”的建筑艺术学院实验教学展在杭州举办，这是学院第一次公开展览。作为策展人，王澍说：“当中国本土建筑文化在过去几十年中土崩瓦解，我们要从头开始，再造建筑。”

　　学生做毕业设计，写了两个月小说

　　王澍记得，2001年创办建筑艺术专业时，他把教学大纲递给中国美院的一名副校长看。副校长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大纲很有意思，但是这门课谁能教?”王澍想了想说：“我能教。”副校长又指着另一门课：“这个呢?”王澍想了想：“我能教。”一连十几门课都是如此，副校长很无奈，王澍也很无奈。

　　“当时我找不到现成的老师，只有我一个老师，带20个学生。很多人说按我们的教学思想去教，学生们会找不到工作。”从王澍的课程设计来看，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如画”“材料”“椅房”“批判/混响/边缘”“建构”“观绘”“书写”“虚无/城市”，8个听上去“和建筑没关系”的版块，构成了本科五年的教学系统。

　　王澍要求学生必须动手，甚至是亲手堆夯土，因为“拿一把土在手上，和在纸上写下‘土’字，完全是两回事”。在本次展览的显眼位置，有一座高至天花板的“椅山”。王澍要求一年级新生上木工课，学榫卯，期末每人做一把椅子——不是模型，是实实在在的一把木椅子——能坐的那种。10年下来，学生的椅子堆成了山。

　　如果不做建筑师，王澍可能会成为一位作家。当年一心想考北大中文系的他，因为家人要求他必须念工科，最终作出了一个妥协的选择——念一个能画画的工科——建筑。也许对文字还有执念，王澍要求学生写小说、写剧本、写艺术评论;还给学生们开书单，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都是必读书目。

　　“我们学生做了很多和建筑不相干的事。做毕业设计时，有一个小组的学生两个月都在写小说。但你会发现学生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学会了叙事。其实建筑是能叙事的，可惜大部分建筑师都不懂这个道理。”

　　除了手工、文学，王澍还是一位哲学老师。比如，他经常让学生思考，什么是人的实际需求。几室几厅?这不是，这是房地产商给你的模板。“高层公寓有两个原始模板，一是监狱，一是大规模养殖场，最后转化成了人的居住空间，最高效，最便宜，但没有社会关系。”

　　比如，他强调建筑师的“价值观”。“所有大学的建筑系都回答不出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对中国社会是什么看法。没有看法你就开始设计了?我的学生就业率保持在学校前三，一般去小的工作室。他们可能很长时间内只能做小建筑，挣不了大钱。我给他们的价值观是，要做有意义的事。”

　　“我做的建筑是建筑应该有的样子”

　　王澍花了12年学建筑，但觉得“这套教育和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没有关系”，于是，他决定忘掉它。在1992~2000年间，他停薪留职，在西湖边爬山喝茶，陪太太逛商场，在家洗衣做饭拖地板。

　　在此期间，为了生活，他也接了一些“装修”的活，不仅做设计，还包施工——因为想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怎样的——后来他的学生也都是很好的装修工。“甲方特别喜欢我。墙上的木龙骨，人家都拿破木条钉，我用标准龙骨，不懂偷工减料，经常亏损，但这是建筑学的原则。”

　　就这样，王澍明白了每一个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搞清楚了工匠的每一个步骤，后来他的作品一般建筑师很难模仿，因为这建立在对材料和施工的足够了解上。

　　象山校园是王澍带着青年教师团队做的，所有的图纸、建筑施工图都是自己画。建造过程中，他一直在临一本字帖。“我的建筑上的那一根曲线，相当于王羲之那个年代的一根曲线，经过我临帖十几年，变成我血液一样的东西，别人无法模仿。”王澍说，至于拿了普利兹克奖，那只是“我们偶然被世界发现”。

　　有人说，在王澍设计的房子里特别容易迷路。王澍回应，英文里有一个词叫enjoy，中国人现在都行色匆匆，不愿意徜徉，这需要恢复。

　　在建浙江富阳的公望美术馆(2016年开馆)时，工人一直砌不好屋顶，王澍也不知如何表达他想要的效果。正好有一天，彩霞满天，王澍赶紧找到工人：“你看天和云的这个关系，我要的就是这个。”于是，工人一边砌，一边不时抬头望天，果然成了。

　　王澍说：“我做的建筑是建筑应该有的样子。中国的现实蒙着一片灰尘，我只是拿一块布擦了一下，然后你发现，怎么那么好看，其实它一直在那儿。中国建筑是非常高水平的文明，但被拍到了地上，我们现在只是在重建。”

　　不培养大师，培养能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建筑师

　　王澍一直自称是“中国建筑教育制度的叛逆者”，当年的硕士论文《死屋手记》就批判了中国整个建筑学界。时至今日，这种批判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圆润。

　　“雅园不仅是舒适优雅的生活，‘雅’这个字在中国古代是带有批判精神的，是对所有庸俗的批判。”王澍说，“为什么要在一个美术学院里办一个建筑学院?因为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获得答案——有着世界最大建造量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性的新建筑?有这么多的建筑活动，为什么没有真正本土文化特征的新建筑?当社会经济整个被房地产绑架和裹挟的时候，建筑师为什么集体沉沦、堕落、与房地产商成为共谋?”

　　中国的建筑教育究竟缺什么，艺术、资金，还是方法、设备?“都不缺。”王澍说，“我在工科大学里念了12年建筑学，最深刻的体会是，我们的建筑教育缺乏独立的思想、立场、态度——只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模仿欧洲、美国、日本、香港，却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所知甚少。”

　　建筑艺术学院刚成立时，王澍就提出，整个学院至少10年、20年的方向是，重建一种中国当代的本土建筑学。有趣的是，一个强调本土的学院，却是中国美院最国际化的学院，现在全职外籍教师超过三分之一，因为“本土化一定要在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定义”。

　　10年过去了，学院从一名教师到有了40多名在编教师，拿着不高的工资，做着理想主义的事情。王澍说：“造城运动还在继续，我的学生会很痛苦，但我要为未来留下希望，留下一些人思考这些问题。肯定会有大量人消失在现实里，但只要有幸存者，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30年前，王澍常常和师兄们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激情飞扬地批判中国建筑。如今，师兄们有的已经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次也应邀来参观展览，“他们很高兴我没有变化，也希望我不要变”。

　　“想当大师，成功率不到2%。我不是培养大师，我培养的是面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能做出相应设计的建筑师。学院走过10年，实验刚刚开始。”王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