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东野圭吾的名著《嫌疑人x的献身》换成中国人版本，再拍一次，这种类型的改编，说难听点叫做“蹭热度”，说得好听点叫做“借力”而行。东野圭吾是近年来在中国读者最多的悬疑类型小说家(把所有国家的作家都算上，仍是最火的)，《嫌疑人x的献身》又是他的早年代表作之一。这个改编还不仅仅是改编，同时还叫做“翻拍”，因为日本和韩国都已经拍过电影，珠玉在前。面对这种局面，一般来说，后来者居上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对原著发挥太多则意味着冒险，不做发挥则明显是求安全，这是一个有所得就必然有所失的选择题，而中国这一版的班底，总体来说，还是局限在一个保守的打法上，观众能感觉到，从客观上的表导演的能力，到主观上的主创的野心来说，缺少那种冲撞与刷新的气场。

　　因此，不过不失、不温不火、不高不低，60分左右，无非是对平庸的再次确认，实在乏善可陈。虽如此说，作为一个从小说到日韩版电影全都看过的观众，我想说，针对这次改编，还真是有着不少的问题可以说道。

　　在这种跨国“移植”的名著改编中，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故事所在的时空的丢失：从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时间感、年代感的丢失，到理解人物心理的内在语境的抽空。也许是移植故事者觉得没有可能把原著诞生的土壤空气水一并移植过来，就放弃了这个任务，同时也觉得没必要，所以也不没有去寻找观众接受心理中多少对位或者哪怕是类似的土壤空气和水，就任由其空白，造成了很多理解上的误差：这在情节表层上，似乎能模糊过去的“丢失”，往往造成情节深层接受的不适——对影响故事走向方面，最后也往往是价值观和伦理呈现——这一接受上的错位。

　　就拿这部电影来说，不能忽略这个很有“典型性”中的犯罪故事是在怎样的阳光空气和水的“典型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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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从源头说来。日本是一个盛产推理侦探悬疑故事的国度——或许可以理解为，他们对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不那么在意——他们设有大量的奖项和奖金用来鼓励这方面的创作，而他们对于“推理”智性故事的爱好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尤其是主流文学视野之外的通俗作品的读者和作者。日本的侦探悬疑小说按照传统分为“本格”与“社会”两种，所谓本格，就是强调悬疑、推理、破案的过程本身，是以逻辑至上的推理解谜为主，一般认为是推理小说的正宗或传统派。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欧美的，举凡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些老牌悬疑作品，都属于“本格”名下。在日本还出现了一个继本格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心理派”，它从松本清张的手中开始完善，到了东野圭吾、宫部美雪等等手中继续成熟、并且开始享有全世界的名声，招徕全世界的粉丝。从我自己作为读者的体验来说，普通的喜爱推理和悬疑作品的人，是陶醉于“智性”的本身，设套、解套，与文学艺术上的编码、解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当年我第一次看完《白夜行》和《嫌疑人x的献身》的时候，人物命运中黑暗纠结的心理，久久冲撞着我。应该说，智性的“本格”作品，最后给人的感觉是智性的快乐，一个字：“爽!”但是社会心理派对于幽微曲折的人性的探寻则更加意味深长。东野圭吾最著名作品《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都偏重于“社会”。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按照我个人化的理解，本格就是研究一个人是怎么犯罪的，犯罪实施的过程如何——把这纯然作为一种智力训练来看，未尝不可。而社会心理学派，既追究一个人如何犯罪的同时，还要追究他为什么会犯罪。这就使侦探悬疑类故事从一个七巧板、九连环之类的益智游戏，扩展到了关心人——而且是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而这显然正是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的使命。

　　而苏有朋这一版的改编误区就在于，把原著清楚交代出来的社会、历史元素，以及这一社会历史因素投射在人物命运身上的痕迹，都简单地模糊、省略掉。

　　坐进电影院的观众慢慢就会疑心，这是哪里?大桥是临海还是邻着一条江?这是什么时代?人物的衣服年代感不是很明显，反正不像现在，但是出租的公用自行车，在我生活的二线城市来说，是近来才有的。舞女从良的身份?内陆城市好像没有，也许是广深一带?刑警学院里面的断案高手，需要用到物理和数学专家么?刑警学院有这个专业么?或许这些追问会被继之而来的紧张的情节驱散，但随之容易模糊掉的，是人们理解案情的一个参照背景，这部片中表现为刺眼的社会分化现状。这当然是为了省却交代的麻烦，更是因为，编导对当下流行的悬疑推理刑侦故事的认识，大致是停留在：故事情节精彩就行了，别的不必兼顾了：你看，柯南不就是只论断案，不涉其他么?

　　可惜，不深入地表现这个点，就很难使观众理解这部“社会心理派”代表作品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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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小说，一开头便借用石神(石神为原著中石泓这一人物的名字)的每天行走路线，刻画了从普通失业者演变为流民的流浪汉群体。此后几版改编中，也都对第二被杀者无名流浪汉做了环境上的交待。如果粗心的话，读者观众容易忽略这个游离于主要人物和情节之外的线索。但正是有了这一个部分，才能制造出作者东野圭吾所谓“看上去是一个几何题，而事实上却是一个代数题”的障眼法。这部《嫌疑人x的献身》，与他的另一部作品《白夜行》的发生背景差不多，那就是日本经济萧条造成的平民、草根、流浪汉等边缘阶层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况日益逼仄、躁郁、病态。原著中还有对于石泓无法进入高等研究部门深入专业，而经济上又很拮据，不得不住在这一带的情节交待。应该说，睡在勉强蔽体的半人高的塑料棚户中的流浪者、沦落到郊区廉租房的天才石泓、刚刚摆脱敲诈前夫的过气舞女，这些人具体的生活条件虽然略有差别，但是蝼蚁般卑微的处境是大同小异的。如果说，石泓的同学唐教授，其中产阶级的精英范儿对于石泓是一种对比，那么，流浪者的生存与生命，对于石泓便具有一种并置的观照意义。

　　苏有朋版本也交代了流浪汉整个群体的存在，但是显然没有着意突出。在这，我们可以总结出来改编需要吸取的一个经验是：原作可以省略掉一些对社会的判断与认识，使其成为文本潜台词，是因为有心照不宣的同时代的读者存在;而故事一经移植，就不可以以同样的分量来陈述，更不可以省略简化掉。——当然，用影像的语言来充分交代这些“前情”与文字的交代自不相同，绝不会是“多余的话”一般笨重，这是另一个维度，即电影语言运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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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容易造成观众理解障碍的疑问是：保护母女俩，只要完美藏尸就好，何必再杀一人?

　　解套的关键溢出智力解题的范围，而步入心理解释的范畴，在于对于石泓犯罪心理的理解：仅仅把尸体藏好，只能使之暂时不被发现，但是解决不了压在母女心头的恐惧，无法使之一生周全。只有这个案子的凶手找到，并且伏法，母女俩的恐惧才能消除，才能好好活下去。所以藏尸不是关键，二次杀人才能为母女俩第一次杀人提供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而母女俩甚至连提供伪证而说谎都不需要，因为本来是5月11日的杀人被二次谋杀改成了5月12日。

　　这既是石泓作为高智商犯罪者的高明之处，也是一个有完美主义倾向和心理自闭倾向者的“较真儿”之处：决不仅仅是被动地掩藏罪行，还要主动地创造性提供罪行。

　　当所有观众都把焦点集中在世界上是不是存在 “超功利”之爱，超越“常人之善”之时，容易忽略，这也是一种超越常人之恶，对无辜流浪汉下手的石泓，他在试图拯救所爱(或者如他自己所说，叫作报恩)之时，用自己的爱、用自己对有用和无用的价值判断，区分了两类生命，他选择杀掉后者而保护前者，我们没有看到他内心的一丝犹豫，可以说，冷血和深情正是这个人物身上最分裂的悖论存在。

　　为“纯爱”甚至是不值得爱的“爱”而辩护或是感慨唏嘘的人们，容易有盲点，忽略这个罪行中包含最深重的恶意：一种几乎是谈不上恶意的恶意，一种不是为了直接的利益冲突而杀人，一种为了设局几乎是随机找个人来杀，一种甚至是饱含着“报恩”、“救赎”、善和温暖导致的谋杀——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种对生命的践踏：连仇视都不必，只是漠视。如果从流浪汉这个角度解读，故事的伦理关切远大于它作为一个“本格”案件的价值：谁给你权力为了保护所爱而剥夺你不爱的生命?谁给你权力为生命标价和排序?

　　因此，故事的结尾，陈婧自首，以此把整个石泓的设计全部摧毁，也同样摧毁了她自己母女“好好活着”的希望之时，我也深感这是个遗憾，石泓布了如此天才的局，大费周折，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得救或是被赦免，我甚至觉得无知无识的陈婧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和石泓最大的好意——每每此时，我又立刻刹车，意识到：唯有陈婧如此，唯有石泓的局被摧毁被识破，对这个流浪汉的生命才是公平的。这也是天才唐教授这个角色内在心理冲突的强度之所在(可惜了这个角色，其实唐教授是最适合代入我们观众对石泓心理的理解，但是王凯这一版的人设与表演都太表面化了)。

　　好吧，在一个人性故事的层面，爱有可能超越对与错;在一个伦理故事的层面，即便它超越了对错，也仍然要为错误埋单。这是一个在伦理和情感价值的双重层面上寻求解决的故事。未能真正地凸出这一层面的矛盾和张力，我觉得是改编的功力尚未抵达的缘故。

　　隐藏真相很痛苦

　　就算怀着秘密抓住了幸福

　　想必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受

　　我发现：所有的犯罪故事，当你剥离了“本格”致力的“如何犯罪”这一层之后，都无可避免地面对着“为什么犯罪”这一终极问题。如果你只关心怎样犯罪，就像这部电影里的警方，只关心破案，不试图去理解案子中的人，那么就会被石泓牵着鼻子走。而案子最后击破的关键，并不是两位数字天才智力比拼的结果，而是着眼于性格和心理方面——唐教授突然疑心：以前石泓从不关心人的外在……所以，莫不是他恋爱了?可见，仍是他对人性，对石泓的了解，帮助了解题。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只停留在“智性”而不涉“人性”的故事，你可以像玩游戏不求升级一样，只单独把玩“智力层面”，但是时日已久，你总会厌倦这个东西，而不自觉地往深里走一层。所以，电影改编者，与故事讲述者，都不可太过天真;讲故事者，都是精于世故人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