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创作的话剧《二马》里，伦敦人要把中国人驱逐出境。理由是：中国人出国什么都抢，箱包、手表、电饭煲、奶粉……他希望90年前的作品能和现在产生勾连。（剧组供图/图）

莎士比亚是经典，但你要真演得都跟“磕饽饽”似的，我相信它早就没了。 ——方旭

“别排成‘丑陋的中国人’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曾嘱咐要改编《二马》的话剧导演方旭。

“你说像老马这些所谓的‘老派’，就一无是处吗？”方旭看过的很多评论，基本把老马视为丑角。但他不这么看：“老舍要不是那么爱老马，他写不出来。其实，老舍身上有老马的影子……老舍没那么激进。”

2015年春天，方旭改完《二马》剧本，一直没找到资金，就搁置下来。他想先找一家剧场，重演自己改编的另三部老舍作品。

在鼓楼西剧场，《我这一辈子》和《离婚》各演五场，效果很好。租好了北京9剧场的场地，报批却迟至演出前二十几天才完成，耽误了开票。

“就算最后一回吧，演完这次我就不干了，咱们请朋友来玩玩，算告别演出了。”方旭当时心灰意冷。送票消息刚传出去，舒济打来电话：“你别送，这六场的演出费我们出，你把票给我们。”她与弟弟舒乙商量，把票包下来，请朋友去看。

方旭推辞，舒济坚持：“你别跟我客气，我们是冲老舍，冲这份事业。”舒家姐弟又给方旭打了十万元钱，当做《二马》的启动资金。当时，方旭确确实实眼泪差点下来了。

2016年11月16日，话剧《二马》在首都剧场首演。

我的《二马》是“反思人类的生活”

南方周末：你说《我这一辈子》的戏眼是“汤事儿”，《二马》的戏眼是什么？

方旭：“俗气”。其实这个俗气挺多义的，情绪、态度、评价都有。我有个朋友，说什么东西好，一定是洋气，“这东西真洋气”。这跟老马的“俗气”是一样的。老马不待见的基本都是俗气。

当然，这个戏还有很多东西。“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话，就特别合小马的意，那个年龄，看什么都新鲜，他觉得自己可以。

我还是希望90年前的作品能跟当下有很紧密的勾连，探讨当代中国人的困惑：你确实挣到钱了，但精神层面的缺失，是非常大的危险。人在精神和物质之间怎么选择？

南方周末：舒济曾嘱咐你千万别排成“丑陋的中国人”了，你怎么理解？

方旭：她可能是针对外界关于《二马》的一些评论。很多人对老马抱丑化态度，但我不想这样。他有他的来龙去脉。你说像老马这些所谓的“老派”，就一无是处吗？温都太太都说了：老马没那么小气，给儿子钱没算计过，给房钱也没找过零。

你一味丑化他，那就奔着“丑陋的中国人”去了，太概念化了。老舍要不是那么爱老马，他写不出这个人物。其实，老舍身上有老马的影子。

《二马》中，李子荣的婚姻观，没有老舍对于婚姻的态度吗？李子荣说，男人好好做工作，女人在家里踏踏实实地伺候男人，这个社会就稳定了。《离婚》其实跟《二马》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南方周末：温都太太和老马情到深处时甩水袖，很幽默，又令人觉得妙，这种设计由何而来？

方旭：黄佐临先生最早提出“中国式大写意艺术”。戏剧是舶来品，你这辈子都做不过英国人。昆曲到现在六百多年，京剧也两百多年，中国观众的观赏心理，其实是戏曲的。有朋友跟我说，所有好看的电视剧，如果按京剧行当分，里面生旦净末丑全有。我看了几个热播的戏，真是这样。

林兆华先生近来一直在提，说中国的戏剧要向戏曲学习。我觉得有道理，但道理在哪里，也说不上来。后来我演了他的《老舍五则》，改编《离婚》，都大量借用戏曲方式。

那场西餐厅宴会，俩人没法演，但借助了戏曲的表现方式，连说带演，大家也没觉得不对。中国的戏曲，一个马鞭可能就是马，抖一块绸子就是一片海，确实是西方没有的。

南方周末：改编《二马》，你的重点是什么？

方旭：对于英、美，中国人现在不陌生，我如果还把力量用在东西文化上，可能大家会尴尬。反思人类的生活，我觉得是必要的。这次，我全部的力量都做这个事了。

改编《离婚》的时候我就想，故事不在离婚本身，而是现实和诗意之间的不平衡。你改编，要有自己的观点。否则，像《二马》和《离婚》的电视剧，说老实话不精彩，无声无息，一个陈道明演的，一个葛优演的，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也跟老舍不以讲故事见长有关。电视剧必须讲故事，故事不好看，观众就不看。

为什么斯琴高娃能演出京味儿？

南方周末：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摸到改编老舍话剧的脉的？

方旭：从《离婚》开始，我就基本摸到脉了。改《离婚》我也有点咬牙，因为故事不精彩。首演完，舒济老师说：“我们都替你捏把汗，怎么会想起改《离婚》呢？”我心想，这也不是我想改，是老关（注：指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让我改的，他说老舍最喜欢这部小说。这个理由够充分了。

《离婚》里，张大哥有个手杖，我就把家里一个手杖拿出来了，那是我佛教师父留在我家里的。手杖头上是一只鸟，雕得挺精致。结果那天排练，放在边上，眼看着倒了，把鸟嘴磕豁了。给我心疼的啊，后悔。回家看着那鸟嘴，突然就想，鸟嘴都开了，能不能让鸟说话啊。第二天回来我说加只鸟。那里有很多现代的词，比如维稳、郁闷、知性，不是原著里的东西。我说都给这个鸟，让它说。

我从那儿摸到个路子。舞台的时间、空间是自由、开放的，最可爱的是有想象力。不把这些特性发挥出来，就跟电影、电视剧没区别。

经典今天要演，就得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否则没意义，观众觉得，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莎士比亚的东西是经典，但你要真的演得都跟“磕饽饽”（注：指用木制模具制作面食）似的，我相信它早就没了。

南方周末：排《我这一辈子》时，还有什么特殊感受？

方旭：改完本子，有天晚上家人都睡了，我在客厅把第一段读了一遍。当时心里有个特强烈的念头：我演这个戏，很多东西不需要判断，不需要想我这么演对不对。你觉得怎么都对，他和你是合体的。

那段没多长，一开始说：“北京啊北京，那是咱中国的古城，打元明建都到现在……”我在说明书上这么写：向表演艺术家石挥先生（注：石挥自导自演了1950年上映的电影版《我这一辈子》），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致敬。那是我心里真正的想法，所以第一段台词用的电影开场的独白。

南方周末：演老舍的作品，是不是比阅读更能感受精髓？

方旭：肯定是。演《我这一辈子》，最后老头死，我处理得比较概念化，挺悲凉。有天老关说：“方旭，你最后一场戏不对。”他说，你不了解，满人到死，这个架子都不能倒。死的时候，骨子里也要豪横，不能认怂。

后来我才明白这件事，有时候，你要不这么在人物里转来转去，就很难理解，可能就会以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生活阅历把它图解了。但它并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样。

这次《二马》在青年剧场合成，我们当时觉得，到“温都太太，戒指我还是买了，要不给您留个念想”，这个戏就收了，但觉得不精彩。

后来我觉得，温都太太接了戒指，还要表示感谢，一个钻戒在手，不客气一声，太二了。她一喊老马，老马就顺那撇了，说：“这是这礼拜的房费”。这一刀，补得好多人心里难受。

老马再不喜欢英国文化，在那儿一年，还是被同化了。补这一笔，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慢慢顺到那个点，突然发现的。就像腌菜，必须把所有人扔在腌菜坛里泡，一两天可能没反应，泡个七天，味儿就变了。

南方周末：你怎样理解京味？

方旭：京味，表象上说是语言。当年排《骆驼祥子》，史可跟我发愁，说京味找不着，斯琴高娃的那个京味真来不了。我说，京味和方言不一样，京味是个腔，你得把那个腔找着。

我后来发现，这腔是满汉的融合体。北京人说话快，你想满语就嘟噜。汉语里怎么会有“嘞”呢？“得嘞”这个“嘞”，一定是从满文过来的。大清三百年的融合，就是满汉的融合。

像《我这一辈子》里石挥说的，五族共和了，那是汉满蒙回藏。为什么斯琴高娃能演京味呢，她是蒙古族，满蒙通啊。那时我爸特惊讶，一个蒙古族人，怎么京味能这样？其实，里面有相勾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