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片《发现巴别尔》日前在第四十二届西雅图电影节上映，大卫·诺瓦克执导，追述了伊萨克·巴别尔的遗踪。巧的是，中译五卷本《巴别尔全集》也在内地面世。这位作家1940年1月在大清洗中被枪决，迄今已逾四分之三个世纪，但他留下的不多的小说作品仍有大量读者，每隔一段时间，或长或短，就会被人谈起并小小地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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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书，先说片子。巴别尔出生在黑海湖畔的敖德萨，是犹太人，如今这里属于乌克兰。敖德萨是东欧犹太人聚居的重镇，颇富传奇色彩，出产了很多犹太艺术家，尤其是小提琴家和钢琴家。在片中，巴别尔的外孙安德烈担任了主角，他以漫游的姿态访问外公生活和旅行过的地方，和知道他的人以及被他的作品触动过的人们聊天；他还找了一位演员，模仿巴别尔的口吻念自己的作品。

　　最重量级的出场人物，是安德烈的外婆，也就是巴别尔的太太安托宁娜，出场时年已94岁。她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在他身边：巴别尔最后的日子》，她追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点滴往事，告诉我们，巴别尔，这个戴着圆眼镜、三十岁就谢了顶、看起来挺文弱的作家，内心是多么的狂热难耐。

　　“他给我制定了一份阅读书目，为了改掉我随便读书的坏习惯。”安托宁娜说。他要她读的书有好几百本，而且包罗万象，不单文学书，其中甚至有一本《昆虫的本能与道德》。

　　他深爱安托宁娜，希望她变得更好，但另一个考虑则是希望她更配得上他的身份和地位，因为他已经太有名了，有名到可以在家里接待像纪德、马尔罗这样级别的世界级作家。苏联的1920—1930年代，巴别尔是最走红的作家之一，有文学教父高尔基的宠爱、提携、庇护。他的两部短篇故事集《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一出版就售罄，后来一再加印。1935—1936年间是巴别尔和安托宁娜最美好的时光。他们一起旅行，去了乌克兰的很多地方，包括家乡敖德萨；他在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获得了一所别墅，与苏联最出色、最有名的文人为邻。巴别尔当时还同爱森斯坦合作拍电影，大导演是他们夫妇家中的常客。

　　不过，安托宁娜并不是巴别尔唯一的“遗孀”。他的狂热、自负，乃至对个人安危的疏忽大意，都反映在他对女人的欲望里。巴别尔生于1894年，二十多岁结婚；到了30岁的时候他认识了莫斯科的演员塔玛拉，当时妻子侨居巴黎，巴别尔跟塔玛拉在一起，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又过了一年，巴别尔同塔玛拉了断，前往巴黎寻找妻子，夫妻复合。1929年，他们生下了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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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解他的私人关系，得读《巴别尔全集》中的《书信集》，其中收录最多的书信就是写给情人塔玛拉的，时间是1925—1928年间，其次还有给编辑、给妹妹、给母亲、给朋友的信。从书信中可以看出，巴别尔对任何人的要求都相当高，他总是希望别人多体谅自己，多为自己办点事，给自己没能做到的事开脱，仿佛自己肩负大任，不该被计较世俗小节。

　　他好像也从不怎么担心如何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左右摆平，他告诉塔玛拉，他并没告诉太太自己有情人这回事，但“她会知道的”；塔玛拉显然很爱他，对他抱着很大的期待，他一面说自己有负于她和儿子，一面又设法利用塔玛拉的期待，让她为自己做事。他自己四处漂泊，却时刻享受着有女人在远方等待自己的感觉。他自己也在等待变故的出现：1927年11月30日，正在巴黎的巴别尔得知塔玛拉同一个叫弗谢沃洛德的作家有了交往，立刻写信回去表示风度，他说，得知他俩的关系后“我不知是喜是忧，我觉得你对他有一种精神上的依赖。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可以说，你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绝大多数信里都提到钱：“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我打算尽快偿还预付款”，“请相信，我一定会赚到钱”，“债主逼门，欠下了几千卢布的债，数目简直惊人……”他向塔玛拉哭穷，承诺说自己会赚钱养活她，让她能租得起别墅，能养得起儿子，同时又经常委托塔玛拉去代他领钱，或者给他的债主还钱：“从美国来的著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什给了我75美元，现在需要在莫斯科把这些钱还给他。塔玛拉，请你尽快去把钱还上。”有必要的话，还请她“想办法到什么地方弄点”。对待其他朋友，巴别尔也是一再地开口请他们帮里帮外。

　　于是，巴别尔给人以情商极高的感觉，周围的人似乎愿意为他效劳，也会因为他的埋怨而不安；另一方面，他总是不放过让自己进入到新的关系里面的机会。就在离开塔玛拉（当然也抛弃了儿子，塔玛拉后来嫁给了弗谢沃洛德，把儿子带了过去）去跟妻子复合的1927年，他又在柏林认识了一位新情人叶甫盖尼娅，此女不久嫁给了一个危险的人物——后来当上苏联秘密警察头目的叶若夫。他们俩的关系长期藕断丝连，引起了叶若夫的不满，而巴别尔似乎还不以为然。后来巴别尔被捕，叶若夫还出庭作证说他是法国、奥地利雇用的间谍，诚然，那时叶若夫也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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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别尔全集》里除了书信卷，其他都是作家的文学创作：《骑兵军》、《敖德萨故事》和散篇结集《故事与特写》，还有一卷《剧作集》。从《故事与特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巴别尔在初试小说时候的状态：20岁时的他就已惊人的成熟——不是写作技巧上的成熟，而是说，他对社会有着极为老到的体验。他笔下的人物，从不像俄国老前辈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长篇大论地谈世道人心，也没有契诃夫那种漫长的心理描写，巴别尔写人，常常就写他们在生活中最真实的样子，语句简练，动作干脆。

　　比如1916年发表的短篇《九个人》，写来到编辑部办公室里的九个人，有的揣着作家梦来投稿，有的来聊天，有的来商谈长期稿约，每个人似乎都不该出现在这里，其中一个写诗的女子，巴别尔写她在朗读了自己的诗后，编辑“很快就得到她的身体”，“一旦打定主意的先生大功告成，姑娘停止写诗，开始走访助产士”——简直是一种蛮不讲理的黑色幽默。1917年的《杜杜》，写军医院的一个女护士，送进来缺胳膊断腿的病人可以向她予取予夺，哪怕肮脏的乡巴佬她也不拒，她说：“他发冷，他要死了，十分孤独，他恳求我，难道我说不？”

　　这些不知是仅在巴别尔希望中发生的故事，还是取自作家的亲身经验，或是对真人真事的加工。在巴别尔之前，没有谁的小说会将欲望和本能写成日常自然流露的东西。在1917年的一篇《偷窥》中，巴别尔起手就说“我有一个熟人，名叫克布奇克太太”，这位太太“向我保证，‘无论有什么好处’，少于五个卢布她都不干”。在巴别尔这里，女人好像都很急于出卖自己，甚至把身体变成公共资源。

　　克布奇克有两个女儿，她给女儿拉皮条，让她在家里跟男人幽会，然后让“调皮鬼”爬窗户偷窥，每次换来五个卢布。巴别尔将这种不知廉耻的行为以“奇谭”的方式写出来，并在《敖德萨故事》里延续其风格，这部故事集写了敖德萨犹太人黑帮的各种行状，在描写犹太人的作品里也是前所未有。

　　由于他精简到骨的笔法，他的故事再离奇也不像是故意夸张的结果。1920年苏联—波兰战争期间，巴别尔当了三个月的随军记者，跟着布琼尼的哥萨克第一骑兵军，所写的故事后来结集成《骑兵军》，笔法精准而骇人。哥萨克是俄国境内一个剽悍的民族，曾经为沙皇充当鹰犬，现在则替红军服役，他们视生命为尘土，对敌作战可以虐杀无度，兴致上来了也会冲自己开一枪。巴别尔一面写他作为一个文人如何崇拜这些顶天立地的汉子，一面以一种轻淡简约、常常是讽刺的口吻描写这些人的残暴、霸道、荒淫。

　　战马后备处主任齐亚科夫，“一个红脸膛灰白唇髭的汉子，披着黑斗篷，穿着缀有银饰带的大红灯笼裤，骑着一匹火红色的英国阿拉伯骏马。”二旅旅长科列斯尼科夫，“在他举手投足之间，我看到了一位镇定自若的鞑靼可汗”。在书中，这些人的事迹是不停地作战，是在村子里抢劫，是强占农民的牲畜，是杀害俘虏，剥掉俘虏和死人的衣裤，是把受重伤的战友一枪崩了，是将还没有放下经卷的犹太人征入军伍，是取笑临阵胆怯的人，剥夺他们的尊严，是趁着战乱杀死仇家，是虐待沙皇时代留下的地主和其他有产者。书中的一个人物这么解说自己的行为：“我这人往往不怜惜自己，常常把敌人踹在脚下，踹他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要好好尝尝我们活着的滋味……”

　　《骑兵军》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兽性的气息，巴别尔极其善用讽刺技巧，名义上称赞战士们的英勇，而当他将他们的实际作为纷纷写出来之后，读者会感到不寒而栗。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半兽人，而巴别尔则不露声色地暗示，他，一个随军的文人，一直对自己身上缺乏男子汉气息而深深为耻。他的奇谭风格炉火纯青，即使通篇用狠辣的贬义词来形容一个人，比如“他是个死乞白赖的滥小人，被清洗出党的共产党员，无忧无虑的梅毒患者，撒谎不打草稿的牛皮大王，日后只配收收破烂的家伙”——读者也会感觉这是某个书中人的原话，而他们平素就是这么说话的，极尽粗野，充满了诅咒。

　　《骑兵军》的艺术效果独一无二，当初，巴别尔并不担心这些故事发表出来会给自己招来敌意，他只是在一封写给《红色骑兵军》报纸编辑部的信里说，他一时疏忽，把一位旅长的真实姓名给公布出来，本该换一个化名。这说明，他很清楚他是在做一件“丑化”的事。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巴别尔写的人和事是假的，只会有人因为他写得太真实而愤怒不已——例如书中的主角，那位身经百战的布琼尼将军。布琼尼多次指责巴别尔丑化红军，幸有高尔基等人保护，让巴别尔免受冲击。

　　巴别尔的作品让人看到在苏联建国初期的那些年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之间展开了惨烈的、无休止的民族冲突，三者都想成为大国大族，将另两者压下去。一般认为，巴别尔起初是完全支持红色政权的，但他写着写着，就被一种“说出真相”的冲动所攫住。很难说他的作品能反映什么“知识分子良知”，他这么写，似乎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在别的作家看到英勇、壮烈、可歌可泣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人的本能：不眠不休地宣泄仇恨，不知餍足地伤害他人，不懈地追逐异性。他只能看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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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别尔身上也没有什么“道德感”可言，如果有，那也是一种纯属于写作的道德。自视甚高的他，不仅从未在写作中表露出对前辈有任何模仿和致敬，而且还时不时地讽刺一下那些冒冒失失的投稿者，把他们写入自己的故事。所以非常诡异，他的写作中的尖锐、辛辣，直至激怒斯大林的地方，并不是有意为之。人们总是不恰当地将巴别尔视作前苏联的一位“异见作家”，认为他是“受迫害”而死，但这很不确切；至少，他作品中的色情意味是其性格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热情；而他的讽刺，那些血淋淋的黑色幽默，也不见得是巴别尔故意要针对谁——他可能只是对哥萨克这类体现出暴烈的生物本能的人有兴趣。

他在1932年38岁的时候又俘获了安托宁娜，两人相差15岁。他们同居之后，1935年，巴别尔写出了一个据说彻底得罪了斯大林的剧本：八幕剧《玛丽娅》。

　　《巴别尔剧作集》里收录了这篇作品，它的语言相当闪烁，人物很多，关系略显错杂。故事就发生在苏波战争的1920年前后，其中有一个善于做生意和勾引女人的犹太人——就像巴别尔自己。而被他勾引的女人自然也都是强大的易燃品。剧名中的“玛丽娅”是一户没落望族的大女儿，她被派到前线去服役，她的妹妹在家里给父亲读姐姐写来的信，有一句说及了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的关系的成因：“俄国官僚在数个世纪期间挤压和侮辱他们的文化”。

　　现在，乌克兰一直政局动荡，因此电影《发现巴别尔》也打出了这张牌，吸引观众来了解一个真实的乌克兰，这里多少年来没有出过名作家，巴别尔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而犹太人也将巴别尔视为“自家人”，特别是东欧犹太人的后裔，巴别尔身上有他们熟悉的东西：淡然于大民族之间的争斗，冷眼旁观、擅长讽刺的秉性，以及炽热的情欲。

　　安托宁娜活到101岁，2010年才辞世。她是一位工科女杰，是参与莫斯科地铁建设的工程师中唯一的女性。巴别尔死时，他们的女儿才三岁，外孙安德烈出生后，安托宁娜也接管了他的抚养任务。她的回忆录《在他身边》写得平平，几无反响，因此，尽管苏联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为他平反，巴别尔仍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在《巴别尔全集》里，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雄心勃勃的漫游者，危险的丈夫和情人，既世故又天真，精力异常旺盛，在理性和本能之间更青睐后者。但他何以如此，就要等待未来更多的档案公开后，一部权威研究者写的权威传记来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