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它塑造了民族性格和民族魂，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国学经典翻译则关乎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中的文化品位。

　　我国翻译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尚书·大传》记载，我国最早的译事发生于公元前 1037 年左右（杜国娟, 2013: 230）。然而，国学经典外译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最早将国学经典翻译成外语。标志性事件是罗明礼将《三字经》译成拉丁语，由此开启了东学西渐的进程。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西学的冲击，国学以及国学外译渐趋冷落，在此背景下，章太炎发出了“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章太炎, 1997: 6）的呼声。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学外译自然是根本之举。然而国学外译并没引起学界的重视。当前，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学外译再次兴起并走向学术研究的前沿。

　　回顾我国翻译史，外译中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国学经典外译发端很晚，且处于边缘位置，所译总量很小。“我国大约有 3.5 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 2007: 56）另一方面，译文质量也不理想，缺失与舛误比比皆是。如果从翻译本身来考察，此现象可归咎于翻译本体论意识和文化自觉的欠缺，而仅就就翻译方法而言，技法还很不全面,基本上都是以外语对原文进行语义阐释。

　　以外文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赵彦春, 2016）为契机，我们且考察《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几部蒙学经典英译的成败得失。

　　马礼逊、裨治文和翟里斯等都翻译过《三字经》，裨治文还翻译过《千字文》，麦都思也翻译过《三字经》《千字文》，修德、德国译者霍扶迈先后翻译过《千字文》。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翻译这些国学经典，比如王宝童翻译了《三字经》《千字文》,顾丹柯、郭著章翻译了《弟子规》。这些译本各有千秋，但都不无遗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译著与原著不对等，比如原著是《三字经》《千字文》，可译文都不是，因为《三字经》的译文不是每行三“字”，《千字文》的译文整篇不是由千“字”构成。形式上既不对等，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方面也不理想 （见下文分析）。国学经典外译的不良状况制约着中华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其国家身份需要通过语言、文化来塑造,其文化精品需要有效地传播。在国学经典对外传播的最佳时期与翻译质量有待加强这一矛盾中，对国学经典外译进行重新审视就显得尤其重要。201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样例，可算是当前这一转折时期的标志性作品。

国学经典外译的三个要素

（一）语言特点

　　国学经典大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形式，比如《三字经》《弟子规》均是以三字建行的韵体，《千字文》则是四字建行，亦是韵体。具体说来，《三字经》与《弟子规》三字一行，十二个字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通俗易懂；合辙押韵、便于朗诵。《千字文》四字一行，四行一节，整篇由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共250行，前后连贯，音节和谐，法度谨严而又张弛有度，与建筑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尚志明, 2012: 107）这些经典之所以便于朗诵和记忆，除了字数上的整齐划一外，主要还在于韵律。比如《三字经》是隔行押韵，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青雨等, 2009: 10）此节中，“过”与“惰”押韵，再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青雨等, 2009: 14）一节中，“器”与“义”押韵。而《千字文》除一、三、二十、一百零四四联为逐行用韵外，其余都为隔行用韵。除韵律之外，这些国学经典还大量使用对偶或采用骈体，如《三字经》中的“性相近，习如远”（青雨等, 2009: 2）、“犬守夜，鸡司辰”、（青雨等, 2009: 227）“幼而学，壮而行”（青雨等, 2009: 231）等，《千字文》中的“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古敏, 2001: 109-110）等。由此可见，《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国学经典都其有特定的形式，即以短句、韵律以及形式整齐为特点。反观前文提到的几部外译，没有哪一本再现或表征了这些特征。比如翟理斯的第一节译文是“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赵彦春, 2014: 前言II) 此译文为两句，19个单词，与原文的每行三字无法对应。此类译本都只是以外语对原文进行语义阐释，译文本身构不成自主自足的经典文本。

　　（二）思想内容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国学经典语言精炼，内容丰富。《三字经》涵盖历史、天文、地理、道德、社会、教育、伦理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弟子规》内容涵盖弟子居家、外出、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恪守的规范，而《千字文》涉及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比如，仅就人造器物而言，《三字经》中约有 40 种,《千字文》中约有50 种。两书合计不足三千字, 竟涉及到90 余种人造器物。（金春兰, 2007: 18）如《三字经》中的“匏土革, 木石金, 丝与竹, 乃八音。”（青雨等, 2009: 46）就介绍了我国古代的八类乐器。除此之外，还有生产常识类知识，如《三字经》中的“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 鸡犬豕, 此六畜, 人所饲。”（青雨等, 2009: 41-42）用 20 余字介绍了我国古代的六谷和六畜。《千字文》中的“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果珍李柰, 菜重芥姜”；“墨悲丝染”（古敏, 2001: 109-110，113）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知识（金春兰, 2007: 18）。这些典籍还蕴含精辟的教育理念，如《三字经》中提到“凡训蒙，需讲究”，这表明在中国古代国学典籍中，存在着颇为讲究的教学方法。

　　这些中国元素能否如实传达是翻译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可惜，此前的译文即便在没有诗歌形式制约的情况下在此方面也并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特定的词没有进行概念编码或听任感觉而添加内容由此而造成语义偏差。如翟理斯将《三字经》中的“匏土革, 木石金, 丝与竹, 乃八音。”一节翻译为“The gourd, earthenware, skin, /Wood, stone, metal, /Silk and bamboo, /Yield the eight musical sounds.”(赵彦春, 2014: 137）其以“earthenware”“silk”译八种乐器中的“土”和“丝”都不准确。“earthenware”是陶器的总称，而以之作为乐器的“土”很难收到预期的转喻效果；“silk”是“丝绸”而不是作为“弦乐”的“丝”，造成概念错位，而且也没有译出八种乐器的总称“八音”，其意思是“发出那八种乐声”。再看王宝童先生的译文，“Gourd, pottery, leather,/Wood, metal, stones, /Bamboo, strings together/Make moving tones.”(赵彦春, 2014: 138）“pottery”为陶器总称，与翟译的“earthenware”类似，不够精确。此译也没有“八音”的概念编码，而且因多了“moving”一词而致画蛇添足之病。简言之，这两个译本均没准确译出八种乐器，而且把“八音”这一概括词也略去了。再如王宝童《千字文》的英译中将“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译为“Then cold and heat arrived by turns, With reaping, keeping, man’s concerns.”（王宝童等, 2009: 101）原文中的“秋”“冬”这两个关键词在译文中没有体现，“收”和“藏”的译文也不明确，这就使得原文所要传达的季节更替和生产活动等内容没能很好地再现与传递。

　　（2）辨义不明、用词不确、表述不清也会造成思想内容的丢失。比如翟理斯将“凡训蒙，需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译为“I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There should be explanation and elucidation, /Careful teaching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ommentators, /And due attention to paragraphs and sentences.”(赵彦春, 2014: 176）翟理斯误解了“讲究”一词，而将其分解为“讲”和“究”，译文中也没有“训诂”、“句读”的信息。再看王宝童先生的译文“To teach the child, Due method heed, Each character to know, Each line to read.”(赵彦春, 2014: 177）王译误释了“详训诂”和“明句读”。王译为“Each character to know”即“认识每一个汉字”和“ Each line to read”即“阅读每一行文字”。而原文这两句分别表示“以训诂的方法研究，抑或是对学习内容的阐幽发微”和“使学生明白读文章时该如何断句，如何理解文章起承转合的衔接手段，如何把握句与句之间在语义上的连贯”(赵彦春, 2014: 178）。此类误译和不足使得中国蒙童教育的内容与思想内涵几乎完全地丧失掉了。

　　思想内容如果不准确，译文自然无法构成经典，而文化内涵的缺失则必然遮蔽民族精神。试论如下。

　　（三）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是国学的核心，它体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现为一个民族的文脉和气质。翻译如何编码，决定文化内涵能否保留。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质。两相比较，中华文化是阴性文化，西方文化是阳性文化。比如，赫拉克利特的《论自然》和老子的《道德经》叙述对象都是宇宙与人生，属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范畴，但所用比喻不同，前者以阳为譬后者以阴为喻、形成了男与女、火与水，战与守，进与退的对立，可谓泾渭分明。

　　中国的“阴性文化”在国学典籍不是明说的而是蕴含的。比如《千字文》中的“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在此“丽水”是指金沙江，“昆冈”是指昆仑山岗。据传说金沙江是一位聪明善良、美丽动人、追求理想的姑娘。昆仑山则是 “西王母”的住处， 她是一位人头豹身的女神，由两只青鸟侍奉。但从现存的译本来看，这一文化内涵在译文中没有体现。如王宝童先生将此句译为“The Goldsand streams in gold abound, /From Kunlun mountains jade is found.”（王宝童等, 2009: 102）这一译文虽然达意，但没有将“丽水”和“昆冈”所蕴含的“阴性文化”表现出来。“the Goldsand”属于归化的编码，“Kunlun”属于异化的音译，两者均无法与阴性相联通。

　　阴表现于伦理便是谦逊和尊敬。谦逊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必然表现于国学经典，比如《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青雨等, 2009: 20）就表明兄弟之间要礼让。《弟子规》中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钱文忠, 2013: 61）和《千字文》中的“孔怀兄弟，同气连根。”（古敏, 2001: 118）也同样体现了兄弟间礼让友爱的文化精神。“尊师重道”是尊敬的集中体现，比如《弟子规》中的“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则，须顺承。”（钱文忠, 2013: 13）所表明的就是要尊敬父母，父母的教诲要认真聆听，父母的责备也要虚心接受。《千字文》中的“外受傅训，入奉母仪。”（古敏, 2001: 117）表现了在外接受师傅的训诲，在家遵从父母的教导之尊师重道精神。再如《三字经》中的“首孝悌，次见闻。”（青雨等, 2009: 21）也体现了尊敬孝顺父母的重要性。

　　这些文化信息在译文中没有有效传达，很多译文偏离原文所述事实或错用典故而造成文化内涵的缺失，引发误解。比如翟理斯将“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一节译为“Jung, at four years of age, Is willing to share his pears. To behave as a younger brother towards elders, I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o know.”(赵彦春, 2014: 53）“让梨”这一行为是既成事实，以说明“悌”的意涵，而“is willing to”表达的未然事件，“share”的词义只是“分享”，无法体现“孔融让梨”所包含的礼让，也就无法充分传递其中的文化信息。王宝童的译文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And, Rong, only four, Picked the smallest pear, To leave his elders, The lion’s share.”(赵彦春, 2014: 54）“The lion’s share.”出自《伊索寓言》，讲的是狮子的霸道、贪婪，用于此处使原文的文化内涵完全变味了。典故的误用不仅丧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而且还会造成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分析表明，有些译文无法调和语义内容与文化特点，由此造成文化内涵的缺失，而这一缺失实际上是民族精神的缺失。外国读者无以领悟中国谦虚礼让、以和为贵的内涵与渊源。

造就国学经典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我们需要将这些经典著作传播到世界各国，在西方话语体系为主导的当下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感受我们的文化。

　　翻译即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得到原文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范仲英, 1996: 13）。现有的大部分经典外译还没有达到这一基本要求。理想的译文应做到形神兼备，在以上所论的三个方面达到圆满调和。

　　下文结合外文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赵彦春译《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以下简称外文版译本）来阐发英译中的一些做法。

　　外文版译本旨在还原国学经典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与文化蕴含。比如译文以类比的方式严格保留原文的形式，《三字经》《弟子规》在语言形式上为三言，《千字文》的语言为四言，且均为押韵体。赵译相应地采用三词对三字、四词对四字的译法，并采用了严格的偶韵体，而且在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方面也争取贴切到位。我们分别摘录几个例子来分析——彼得·纽马克曾经说：“原文与译文的对比以语言形式为主，但无须从头至尾进行全面的比较，只需选择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就足以了解翻译的整体水平了。”（许均, 2004:200）《三字经》的突出特点是：每行三字、韵体。外文版译本再现了以上特点，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译为“Man on earth,/Good at birth./The same nature/Varies on nurture.”（赵彦春, 2016：2）三词对三字，逐行押韵。就内容而言，“nature”“nurture”等词的使用将原文的“性”“习”想要传递的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都体现出来。再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译为“Then Mencius’ mother,/Chose her neighbor./At Mencius’ sloth,/She cut th’ cloth.”（赵彦春, 2016：4）原文中包含“三迁择邻”和“断织劝学”两个典故。赵译将“子不学”译为“At Mencius’ sloth”，“ 断机杼”译为“She cut th’ cloth”，满足了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要求。由“sloth”可联想到懒惰弃学，由“cut th’ cloth”可联想到断织劝儿，以断织类比废学，将原文的教育意义表达的恰如其分。

　　《弟子规》也是三字一句，押韵。外文版译本采用同样形式译之，如：“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译为“ Disciples, all ages,/Follow the sages./Piety comes afore,/Credit, add more.”（赵彦春, 2016：118）三词对三字且“ages”与“sages”押韵，“afore”与“more”押韵。且“afore”与“more”将首先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其次要谨言慎行、讲求信用，主次关系一如原文，原文思想得以再现。再如“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译为“Do parents greet,/When you meet./At their demand, /Reply off hand.”（赵彦春, 2016：121）“greet”与“meet”押韵，“demand”与“hand”押韵，这一句讲述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译文用“greet”“meet”清楚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且具有动态性，说服力更强。

　　《千字文》由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构成，共二百五十句，每句四言，隔句押韵。要做到每个字都不重复而且押韵，是非常难的，王宝童先生曾说：“英译因受英语语法和本人功力制约（例如不可能只用一次冠词、助动词或某些起连贯或加强作用的词语），无法用1000个不重复的音节甚至单词表达。”（李黎、王宝童, 2008: 150） 但是如果做不到对应那就不是《千字文》了。事虽难，但并非不可为。外文版译本恰恰突破了这一难题。我们以首节为例，“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译为“Formless, Heaven and Earth, /Chaotic, Cosmos near dearth!/ Suns, moons circularly ran; /Stars there twinkling began.”（赵彦春, 2016：216）此译不仅符合四词译四字而且与原文一样无一词重复，韵式也运用的恰如其分。没有冠词、助词等词的冗余使用。

　　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以上例证表明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是完全可以融合的。用词的准确到位是成就经典的必要条件。有些译作只是字面对等，但文化蕴含上却相差万里。比如《三字经》第一节中的“习”，翟理斯译为“habits”，游离了原文之旨。外文版译文在译语中求得两种文化的融通，以天然的“nature”与人工的“nurture”相对举——前者是“性”，后者是“习”；前者是天然，后者是人工；前者是派生万物的道；后者是体现道的德；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性；后者是人力所为的伪。由此可见，“nature”与“nurture”不仅具有形体上的像似性而且也押韵合辙，巧妙地表现了“性”与“习”的对立与关联，同时也蕴含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之间的分立与归一。

　　专有名词的翻译自古以来大多采用音译法。音译虽方便，但遮蔽了词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外文版译本突破音译蔽障，将中华特有的文化内涵进行编码。且举一例：“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译为“Gold neath Bellewater hides;/Jade midst Queenalps abides.”。（赵彦春, 2016：218）此处且不论骈体特征和韵式的再现，就看看专有名词的编码。“丽水”和“昆冈”依据其文化内涵均采用归化译法。“belle”（美女，百丽）“water”（水）构成“Bellewater”；“queen”（女王）与“alps”（山）构成“Queenalps”，分别表征“丽水”、“昆冈”的阴性特质，于是两个专名所蕴含的阴性文化信息得以凸显。

　　综上，外文版译本对国学经典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与文化内涵都有较好的表征，最大限度地重现了原作的风格气韵,将翻译再次带回了“忠实”“对等”的基本原则。当然，“忠实”与“对等”这两个概念是动态的、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僵死的——译者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译语资源，将原文信息准确地表征出来，可以给外国读者同样的启发，产生同样的共鸣。这一论述是对文学翻译的基本定义和要求，可视为外文版译本力图达到的目标。惟其如此，国学经典才能为外人所识，才能人类文明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原载于《外语教学》2016年第四期。感谢《外语教学》编辑部的同仁们对“国学经典”外译工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