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第二届唐奖得奖人在台北福华文教馆发表演讲。本次唐奖汉学奖得奖人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教授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并担任东方语文系、国防语言及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是西方学术界“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的开创性人物。

在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狄百瑞编写学术、通识著作三十余册，其中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尤有突出贡献。在哥大，他推动并完善了全球核心课程（Global Core Requirement）学制，组织翻译了中国传统经典文献，第一次将中国文明基本的图象完整呈现于英语世界的读者前。

主持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

唐奖颁奖礼主持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说：“狄百瑞主张儒学绝非现代化的阻碍，而是东亚地区的文化资本。他强调，中国虽乏西方意义下的‘自由主义’，但并非不重视‘自由’，明代理学尤其保存‘自由倾向’（liberal tendencies），驱使着儒家‘君子’以‘先知的声音’（prophetic voice）反抗被滥用的政治力量。在多元文化流行的今日，西方社会如何接纳和融汇来自中国、印度等地区的文明，将成为彰显人权和公民社会价值的关键。”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狄百瑞教授已年届97岁高龄，在9月24日的台北唐奖现场，他通过视频向观众问好致意，言语中不时抖个机灵，说自己也纳闷自己怎么可以活得这么久，并委托他的继承人、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中心主任郑义静（Rachle Ehichung Chun）教授代表他作演讲，称：“我觉得她比我自己还能代表我。”

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与中东委员会主任郑义静博士代表发言

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第一次遇到狄百瑞教授是1991年，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此生会传承他的研究。有人问我为何要持续性地发掘“新儒家”的价值，而不转行进入别的研究领域，我想答案是这样的：首先，有些人就像是一棵大树、一座大山，他们投射下巨大的影子，他们的智慧如同荫蔽一样笼罩并启发着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在正确的方向里寻找更多的突破；其次，狄百瑞教授已经成为一座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在他的引领下，新儒家已不再是一种思想潮流（intellectual movement），而成为了一种研究方法，当我们将它的开放、多元和包容运用到研究中，就能了解为何中国文化会延续至今，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从形而上学到思想方法

自唐末至宋明以来经过改造、与传统儒学相区别的理学思想（Neo-Confucianism），原本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探讨。钱穆、冯友兰、牟宗三，都尝试过寻找宋明理学和儒家伦理在西方现代哲学讨论框架中的意义。与他们不同，狄百瑞的儒学研究，更注重思想与历史进程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希望从新儒学中发现某种文化和文明延续、复兴的理由，作为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他从二十世纪中前期开始的这一研究，被证明对后续几十年的全球发展趋势和人类历史进程有很强的预见性。

二战后，狄百瑞吸收了胡适、角田柳作等人的研究，把东方的文化历史引荐到西方。他把东亚文化当做全球人文主义的范例。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开始，一种“民贵君轻”、颇附自由主义色彩的儒家思想就已经趋于完善，而有关赋税增减、朝代轮替的“黄宗羲定律”也是基于此种思想而来。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颇具批判性的政治思想，有它自宋代以来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是西方所谓Neo-Confucianism思想的典范。黄宗羲对朱熹“理在气先”的否认，也影响到中国士大夫在哲学上对人类道德天性的认识，狄百瑞由此将黄宗羲的研究延伸到程朱理学，探索了宋代以来儒学在个人、社会、国家发挥作用的有机链条。

狄百瑞尤其强调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传统，因为在西方自希腊以来的认识中，东方社会一直笼罩着专制的传统。相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很大的自由空间，无论是解释为何它能融汇佛教、道教、回教思想于一体，还是帮助理解它如何实现如此广大国土疆域的稳定，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多元要素一直都是关键。

这可以很好地启发西方社会解决它所面对的挑战，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社会被迫面临道德、人性的自我危机，从德国的理想主义（Idealism）幻灭到法国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兴起，上帝意识瓦解后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在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以适应多元文化交汇互通的全球新格局。

美国曾自称为世界的融炉，就是把所有流入美国的文化都煮成一锅大杂烩汤，最后味道变得一样了。经历了1960年代的妇女解放、公民权力和反战运动，1980年代的多元文化逐渐兴起，来自各国的文化在美国变成了一盘沙拉，除了一点沙拉酱，文化都能尊重各自背景，互为共存。发展至今的地球村概念（Global Village），就承认了美国和西方文化也只是地球的一角，因为文明没有价值高低，只希望和谐共处，如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新儒学中的自由主义色彩

中国的新儒学并非只是一种个人修行态度，而是在追求“君子风范”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复兴。这便是二程、朱熹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思考的问题。彼时中国的士大夫已经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低效无用，必须自下而上在民众心中树立为国家付出的意识。这一阶段的宋朝经历了高度城市化，市井文化成为了公民意识的发源地，因为早期的农村家庭伦理结构已不能适用新的人际关系，士大夫必须超越小我，创造大我价值，才能维持更复杂局面下的社会平稳发展。

新儒学与佛教、道教相反，不追求身外的极乐世界，而追求无极、太极的现世成就。它探讨人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些事天经地义，提醒每个个体成就更好的自我，努力实现更好的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应把新儒学僵化理解为一个道德理论，而应探讨背后的大同思想。我们相信，在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新儒学框架下，大同世界并非不能实现。

狄百瑞著作《亚洲价值与人权》（1998）

推动哥大核心课程建设

狄百瑞自1949年撤离中国后，回到哥大并担任教务长，在哥大推动了著名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建设——如今已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区别于其他常青藤盟校的拳头产品。它不用于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而是针对人类面对的、根本的核心问题，选择各大文明历史上留下的经典著作让学生研读，教会他们哪些问题是人类社会重复发生、一直被讨论的，而其中又是哪些人的声音最有贡献。

所以通识教育只是让学生熟悉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而核心课程则注重发掘每个个体的思考能力。学生在大学阶段应该想明白，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在和不同领域的人的对话过程中，学会探索人类社会的普遍经验。当然，在阅读经典的著作时，学生必须成为伟大对话的参与者，而不只是看看二手的经典推荐，只有通过和柏拉图、孔子的亲身对话，他们才能体会各大文明的终极价值。狄百瑞作为核心课程的设计者，除了将他对新儒家的教育理念贯彻到整个课程设计中，也让西方人不仅仅阅读到了西方，而是看到了中国。

当然，这一庞大的编辑工程难以凭借个人之力完成，哥大亚洲与中东委员会，邀请了各学校的专家共同努力，并举办工作坊长期讨论，力图使这套教材能涵盖各大文明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料。他们翻阅了很多的书籍，用平实、优美的语言传达经典的内涵，最大程度地避免丛书透露出编辑人员企图——这是在一套强大的企图心之外，一种谦卑而虚心的态度，狄百瑞也希望各种文明通过自己发声，而不是别人的转手。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一书的封面。

狄百瑞教授在哥大负责发展东亚研究的本科通识教育课程。他为此而编制的阅读资料选材来自印、中、日、韩等亚洲文明的主要传统。这套资料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专都广受欢迎。

与千年前的白鹿书院暗合

亚洲与中东委员会编辑核心课程经典的举动，或许可以令我们联想起朱熹编辑、注解《四书》以推动社会改革、文化复兴的运动。它们同样以经典为媒介，令学生与之对话，甚至在朱熹的白鹿洞书中，也曾讨论过士人应当开放心胸、尊重多元、解读不同环境下的人的思想来源。当然，整个宋明理学的思想建设也不是朱熹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如狄百瑞一样讲求学者的继承和团队的合作。

两年前余英时先生获得唐奖汉学奖时，曾提到尊重人性的尊严是历史性的标准。狄百瑞的研究，有政治学的观点而没有政治性的目标和色彩。从政治上实现尊重人性尊严，就应参照希腊民主政治中由讨论、思辨到解放、学习的途径。在198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中，狄百瑞也是以此种信念实现与学生的沟通谅解的。

当新儒家成为一种研究方法时，我们应注意“中国的特殊性”问题。诚然中国文明有它特有的个性，但是在研究中，仍应给予它与全球其他文明共同对比的可能性，而非局限于中国单一的脉络。通过同时触碰中国、中东、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经典可以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通自古以来都被保持着，全球化这件事并非是今天的特例。

而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也是文化整合和文化交融，正如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的很多思想价值和习惯也都不是原生的一样，只要将这些思想放入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考察，我们就能理解文化整合之于文化转型的复杂含义了。如佛教在影响中国的同时，也深受中国文化的改造，在它的源生地产生了教义的变化。

被东方和西方流放

狄百瑞的经历很丰富，他当过军官，接受过二战战犯，1949年离开中国后和家人在日本暂居，经历了极其艰困的物质条件，却也在周末带女儿逛日本古迹时，悄悄培养出了一位日本文学教授（他的女儿Brett de Bary现于康奈尔大学任职）。他的个子很高大，也曾经带着数以百计的青年学生走上多元文明研究的旅程。在文化交融和协调过程中，常产生扁平化和互相抹去的情况，东方和西方文化无法整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狄百瑞夹在其间常这样感慨：“东方和西方都曾将我流放。”

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都存在的内在距离感，使得狄百瑞可以保持学者的独立和冷静，产生自己的思考。或许对他来说，这种内在距离感也是他此生最甜蜜的负担。最后，当狄百瑞想要建立各文明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时，他自己就成为了那座桥梁。

（演讲原题：Sinology of Wm. Theodore de Bary: a Bridge-Builder Who BecameHimself the Bridge From Dr. RachelE. Ch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