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中文说得比自己还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8月底结束的201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就出现了颇为魔幻的一幕——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在一群中国读者面前，用流利的中文谈论中国文学。问答环节，一位中国读者用英文提问，荷兰翻译家林恪把该问题翻译成中文向现场观众复述了一遍，才继续解答。

　　林恪和其他三位翻译家——瑞典人陈安娜、德国人顾彬、美国人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多年致力于将中文文学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

　　翻译一本中文文学作品有多难？

　　听听他们怎么说。

　　语言：瑞典的陕西话怎么说？

　　最初从事翻译时，陈安娜很乐观，“那时根本不知道翻译是怎么回事，觉得很容易，把中文的文字翻译成瑞典文就可以了”。她曾翻译莫言的《蛙》《红高粱》等作品。25年前，她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中文，翻译了第一篇中文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

　　陈安娜的本职工作是瑞典一家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她说自己是糊里糊涂地走上了翻译这条路。2016年4月她结束了图书馆的工作，在翻译了近20部中文小说后，陈安娜终于成为了一名专职翻译家。

　　不同于年轻时的乐观，现在，陈安娜觉得翻译很难，而且“越翻译就觉得越难”。最直接的便是人物名、地名的翻译。如果一个作家叫“钟秋实”，瑞典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因为瑞典语里几乎没有“zh”的发音和组合。读者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却连作者的名字都读不出来，谁还会买下这本书呢？

　　在翻译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时，陈安娜更是苦恼。潘金莲是谁？小白菜又是什么人？瑞典读者都不了解。最后她联系作者刘震云为瑞典文版本作序，详细介绍潘金莲、小白菜、窦娥这三个女人的故事和形象。书名里的“潘金莲”也被安娜替换为卡夫卡小说里与之相似的人物名。

　　中文丰富的动词，也是翻译家的一大难题。以简单的一个动作为例，一个人拿到一件物品。中文的“挑”“掐”“薅”“扯”“捧”“接”表示的含义完全不同，虽然都是拿到一个东西，不同的动词却可以让中国读者知道具体的动作甚至人的情绪、态度。但西方语言中找不到如此丰富的动词与中文一一对应。

　　“我一边翻译一边担心，西方读者会看不出来。”林恪说。他目前在着手翻译荷兰语的《红楼梦》。如何将这本古代白话章回体小说翻译成荷兰语而不失其韵味，让林恪很是头疼。

　　国内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大多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于是不同地区的方言也成为他们写作的特色。在中国读者看来，方言化的写作更真实也更有地域特色。贾平凹即是一例，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用陕西方言写作。

　　陈安娜正在翻译贾平凹的《秦腔》，直喊，“我的天，我挺后悔。”瑞典的陕西话怎么说，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虽然他中文写得很好，但把它翻译成瑞典语，好的地方能否保留下来，我真的很担心。而且它很厚，要用很长时间。很多作家是这样，越是会玩自己的语言，对母语把握非常好的作家，越是难以被翻译。因为他们的作品要求译者同样能够把握自己的语言，要能在译者的语言里找出同样的玩法。”

　　出版社：他们喜欢带一点异国味的全球小说

　　译者不仅要琢磨文本，还需要和国外的出版社打交道。

　　林恪从上世纪80年代从事中国文学翻译，曾将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米》、毕飞宇的《青衣》、白先勇的《孽子》、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女女女》等作品翻译成荷兰语。他常年居住在荷兰，总结自己作为中文译者和跟外国出版社的关系并不融洽，“有很多矛盾”。

　　林恪认为，西欧的出版社对中国文学还比较陌生。他常常会向当地出版社推荐一些中国主流作家的作品或是新的优秀小说。出版社看过这些作品已有的英文版、法文版后，给出的反馈往往是——我觉得这本书的文化背景很有意思，但是“很中国”。

　　“他们读了很多书中的细节，但是人物间的对话和想法，让他们觉得特别陌生，看不懂，也没有办法入戏，无法产生一种共鸣。我觉得这些出版社想要的可能不是中国文学，而是一种喜欢一种全球化的标准。”林恪说。

　　英国作家Tim Parks在《纽约书评》中提到，当前世界文坛存在一种现象，他称之为“全球小说”。这种全球小说的特征是语言简单、通俗易懂。无论是语言还是行文风格都向英文文学靠拢，使得所有西方读者都可以阅读。而且这种小说一旦进入美国，便很容易被美国读者接受，可以卖得很好。进而，荷兰、瑞士、瑞典等小国的小说家，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作品，在写作中会尽量避免涉及本国的独特文化细节。

　　全球小说的现象不是西欧独有，Tim Parks认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韩国女作家韩江（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获“2016年国际布克奖”）也是全球小说写作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以短句为主，语言朴素，隐喻和典故都比较少。

　　林恪觉得中国作家孔亚雷的作品也符合这一特征，他最近翻译了两三篇孔的短篇小说，投给荷兰的文学栏目，“他们果然很喜欢，很快就发表了。”

　　陈安娜则直言，“我接受不了瑞典的出版社”。有些出版社会就某部中国文学作品主动询问陈安娜的意见，但无论她的评价如何，出版社都不会出版这部作品。

　　她觉得瑞典大型出版社很愿意出中国的书，但他们很难找到一个符合口味的作家。“可能就像林恪说的，他们想找那种全球化的小说，比较简单，语言不要太丰富，但要有一点异国味。”

　　国内：对译者和海外市场充满误解

　　2012年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作为莫言多部作品的瑞典语翻译者陈安娜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

　　“这是最大的误解。”陈安娜说。她承认，诺贝尔文学奖与瑞典翻译文学之间有关系，但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更多是在阅读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翻译版本。“瑞典语是很小的一个语种，评委们可能会多个版本对比来看，但瑞典语版本不是最重要的。”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坛的“想当然”，经常有一些中国作家找到她，“我写了十几本小说，你翻译我，我肯定会得诺贝尔奖。”这让陈安娜哭笑不得。很多人还把他们的小说寄到陈家里。“我怎么办？只能客气地回答，对不起，我没有时间。”

　　十年前，艾瑞克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翻译。2007年他创办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Paper Republic），从此长期生活在中国，与政府文化单位时有合作。他觉得自己面临的一大困境是——中国人非常急迫地向外推广本土文学，而海外读者根本没有“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艾瑞克解释，海外读者可能看过一两本中国作家的书，但绝谈不上对整个中国文学有什么概念和看法。

　　“国内的人都挺着急，想知道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文学，然后我就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解释，海外从出版社、媒体、学者到普通读者，大部分的读者对于中国文学一无所知，也不是抵制，也不是不喜欢，就是一个空白。”

　　在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国内文学海外推广方面的投入资金越来越多，相关活动也应接不暇。而艾瑞克在翻译作品之外，则要想方设法顶住背后来自国内的巨大期待，在海外出版社和读者面前把这份焦虑和急迫藏起来，免得吓跑对方。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很着急地看你会不会买这本书。我只能像钓鱼似的，轻轻地勾着他们，让他们觉得这本书听起来有意思，不妨买一本看看。”

　　艾瑞克把这个过程比作水坝到水杯——译者要顶住背后整个水坝的压力，自己变成特别细的小水管，让水细细缓缓地流进海外读者的杯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