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中国当代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在现阶段，推广内容、写作手法等更易被海外出版社接受的作家作品，通过出版以及各种活动培养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兴趣，培养海外出版业、媒体、书评界对中国文学的认知，继而带动更大的读者群体和媒体的关注。”

　　“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近日发布，曾经长期成为海外图书馆系统收藏大宗内容的历史类图书，已经退至次要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海外馆藏最具优势的板块，海外公共图书馆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图书馆的购买、收藏的大户。今年被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多的图书是贾平凹的《极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外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6个域外国家、地区的79家图书馆收藏，其覆盖率超过了去年影响力最大的图书——严歌苓的《床畔》。

　　2016年，在海外馆藏影响力最大的23种图书的出版社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入藏的图书最多，有6种上榜；其次中华书局、湖南文艺出版社分别有2种上榜；另长江文艺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华文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各有1种上榜。16家出版社，10家均为中国一流的文艺社，显示了中国主流文学出版机构在世界图书馆系统构建了稳定的品牌影响。

　　中国出版的世界化时代已经到来。使中国当代文学更有力地走出去，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各方共识。各种出版项目的推介、不同形式的组织与参与，令我们在感受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繁荣的同时，也需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高兴”走向183个国家

　　亚马逊首次为中国作家举办全球首发式，选择的作品是贾平凹的《高兴》。

　　据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阅读中国总经理艾博儒透露，英国《卫报》曾经报道：贾平凹是中国尚未被翻译的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作为亚马逊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亚马逊全球出版已经先后将包括贾平凹、陈忠实、冯唐、路内、虹影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19部中国文学作品纳入翻译出版计划，在已出版的15部作品中，有5部登上了亚洲文学排行榜榜首的位置，这些成就增强了亚马逊翻译中文作品的决心。

　　“来自世界各国对中国感兴趣、怀有好奇和认识热情的读者都应该读贾平凹。”《高兴》英文版全球首发发布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发言充满热情的煽动性。“我相信，他们能够从老贾的故事中感受到中国的故事，也能够从这些中国的故事中感受到中国的精神，感受到那些生活在一个发生着剧变、创造着美好未来的国家中的所有普通人。”

　　《高兴》的英文版将首次采用纸电同步的方式，向亚马逊全球14大站点的读者发行，覆盖183个国家。这只是亚马逊选择的众多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之一。

　　这也只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件盛事。中国出版集团等各方有识之士近年来集中发力，采取了种种有力的措施推动着中国文学走出去。

　　“走出去”群星闪耀

　　创新合作方式，注重“本土化融合”和“数字化融合”，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做好传统纸介质出版物走出去的同时，实现了版权输出的快速增长。“本土化融合”旨在提高产品市场接受度，便于产品落地生根；“数字化融合”旨在适应新兴人群的传播需求，顺应数字出版潮流。据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介绍，在走出去方面，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推进“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邀请了顾彬、狄伯杰、吉莱等一批了解中国、热爱中国的外国学者、汉学家，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撰写中国题材的图书，目前已与印度、土耳其、格鲁吉亚、波兰等国19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签约；二是创办海外翻译出版中心。2014年以来，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等重点国家的重要大学和图书馆成立了“翻译出版和文化交流中心”，主要聚集出版资源和开展版权贸易合作。依托这些翻译出版中心，进一步聚集了海外优秀的翻译家、汉学家资源，逐步建设了一支初步成规模的译者队伍、作者队伍梯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翻译难题和写作障碍；三是合作成立国际编辑部。中国出版传媒所属出版企业与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重要出版社签约成立国际编辑部；四是加强数字出版。

　　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聚集了海外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资源和优秀的青年汉学家，也将国际著名出版企业资源凝聚起来，并进入了国际主流渠道。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一批著名的出版品牌和优质的图书内容资源，明星产品层出不穷。公司通过现代视角输出传统文化图书900种，通过许嘉璐、厉以宁、陈来、铁凝、贾平凹等国内名家讲好中国当代故事，通过傅高义、恩道尔、狄伯杰等海外学者讲好中国话题，塑造中国品牌。一批重点的走出去出版合作项目，支撑图书产品海外影响力不断提升。”李岩说，2016年，中国出版传媒出版图书1.9万余种，重印率达53%左右。

　　近年来，中俄两国新闻出版和版权交流也比较活跃，“中俄经典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就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再次成功合作的典范。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介绍，在“中俄经典与现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框架下，俄罗斯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俄罗斯文学作品39种，中方已经在俄罗斯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23种，该项目总计100种图书，已经完成三分之二。近一年，“中俄互译出版项目”又取得丰硕成果：《诗国三高峰，辉煌七百年——唐诗宋词元曲选》、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作品选》、巴金的《家（长篇小说及随笔）》、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张炜的《古船》、毕飞宇的《推拿》等作品在俄罗斯出版俄文版。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叶甫盖尼·希什金的《爱情守恒定律》、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弗拉基米尔·沙罗夫的《此前与此刻》、“俄罗斯少年文学”丛书（共十册）、玛雅·库切尔斯卡娅的《莫佳阿姨》等作品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出版中文版。

　　每年都去俄罗斯，张洪波都会到新阿尔巴特街的俄罗斯书店转转，到书店的“外国文学”专柜了解情况。他发现“中俄经典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的图书占中国文学作品的80%左右。互译出版项目中的文学作品，莫言的发行量最多，大约在七千到一万册左右，余华的《兄弟》、麦家的《暗算》、盛可以的《北妹》也销量不错，首印就3000册。这在俄罗斯文学图书销售中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们本版文学图书销量也多在1000册左右。“出版社和多数汉学家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在翻译出版，但缺乏组织性和政府推动。”张洪波说，如果在宣传营销上积极推动一下，可能走出去的效果会更好。

　　从“山楂树模式”说开去

　　作为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文社深知纯文学作品海外翻译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从一开始便坚持版权输出的品质，坚持选择知名母语译者和海外名牌出版社，由精品大语种带动小语种，在欧美等国和“一带一路”及拉美地区同时推进。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走出去的若干途径中，有一种既好听又实用的模式，叫“山楂树模式”。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部主任刘乔介绍，代理非本版图书的海外代理权，这在当时，是出版界一大创新。

　　2009年夏天，人文社青年编辑向出版社推荐了作家艾米的《山楂树之恋》，但最终人文社只签约了艾米《山楂树之恋》的海外代理权。随后，人文社通过进行各种专业性的海外推广活动、授权专业海外二级代理等方式，将《山楂树之恋》一书成功推广了18个语种，同时全球版权销售预付金达到国际畅销书水准。

　　继《山楂树之恋》输出18个语种后，人文社将格非的《隐身衣》输出到英、法、西等知名文学出版社，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在泰国销售也已超过两万册。目前，人文社在美国、意大利、拉丁美洲的编辑中心已经准备就绪，日本的编辑中心也在洽谈中。今后，人文社将以签约作家海外版权作为对外版权输出的主要方向，通过“作家经纪”模式，系统性地全面经营作家的海外版权业务。

　　自艾米之后，人文社继续签约国内重要作家海外版权，尤其是70后80后青年作家。比如阿乙。人民文学出版社自2015年开始代理阿乙的《鸟，看见我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主要作品的海外版权。

　　除“山楂树模式”之外，人文社还开启了“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等。在刘乔看来，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品质固然是前提，但推广也至关重要。通过积极而专业的推广，人文社将作品译介到了英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意大利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多个市场，并在意大利、阿根廷等地协助当地出版机构举办了作家、作品的宣传活动。目前阿乙的作品已经输出了7个语种、15个品种。阿乙的短篇小说精选集《五百万汉字》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文社邀请到了来自瑞典、意大利、黎巴嫩、阿根廷的四位出版人、译者坐在一起，畅谈在海外推广、译介阿乙作品的经历和体会，与中国出版人共同探讨中国文学该怎样打破固有印象，得到海外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我们将中国当代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在现阶段，推广内容、写作手法等更易被海外出版社接受的作家作品，通过出版以及各种活动培养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兴趣，培养海外出版业、媒体、书评界对中国文学的认知，继而带动更大的读者群体和媒体的关注。”刘乔说。人文社曾经多次带领作家到海外宣传，毕飞宇、贾平凹、冯唐、格非、严歌苓、虹影、阿乙等，都曾作为人文社的“主力队员”去海外宣传。这些作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海外翻译和出版的积累，因此在海外的活动也颇有人气，他们组织的活动多聚焦作家的文学创作历程、与读者见面进行新作分享、对中国和世界文学及社会发展进行观点交流等。

　　翻译是个苦差事

　　翻译谁？由谁译？在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慎重的选择。勿庸置疑，一方面需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更需要卓有见识的眼光。

　　《纽约时报》报道，在推广海外文学作品方面，亚马逊是居美国第一的出版公司，亚马逊有一个特殊的译者平台，开放给很多有名的中国和海外文学翻译译者。对每一个作品，亚马逊都会先选择作品样章进行试译，然后与中国编辑沟通，共同确定谁适合翻译作品。确定之后，资金投入后，才进行翻译。据Kindle市场部中国总监于洪介绍，在整个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翻译的环节非常重要。亚马逊拿出1000万美元作为翻译的投资，用于在这几年翻译约来自29个国家、19种语言的作品，并进一步推广到亚马逊平台上。

　　美国翻译家EricAbrahamsen（艾瑞克）2001年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中文时，并未打算做一名翻译家，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使他走上翻译之路，他还先后翻译了王晓方的长篇小说《公务员笔记》、徐则臣的中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等。2007年，他与几位母语为英语的翻译家创建了PaperRepublic博客网站（www.paper-republic.org）（中文名称叫“纸托邦”），聚集国际上母语为英语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向世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多数翻译家是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走上翻译之路的。前不久，由优秀的英文翻译凯伦和陈泽平翻译的残雪长篇小说《边疆》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一片叫好声。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纽约客”等许多有影响的媒体，一共刊登了二十多篇评论、访谈和选载。日本的近藤直子倾其一生研究和翻译残雪作品，还在东京成立了“残雪研究会”，她说：“我认为，一位翻译必须像恋人一样爱上一部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将作品翻译好。而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据艾瑞克介绍，他们了解中国文学的出版信息，一是通过PaperRepublic这样的信息平台，二是阅读文学杂志和新近出版的书籍、上豆瓣网、询问作家朋友等，三是充分利用每年的国际书展来了解信息，如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书展、美国书展等。组织中国文学论坛、作者朗诵会、作者译者见面会、作者签名售书等有温度、有呼吸的跨国交流，中国的好文学在世界会有更生动的影响力。

　　翻译家葛浩文认为，个别作者甚至要求编辑对作品“一个字不改”，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出版社的编辑常常对译作的书名和内容进行大张旗鼓的修改。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成功，离不开天才编辑珀金斯的点石成金。伟大的编辑是客观而且经验丰富的局外人，他会指出作品表层或结构上的错误，帮助作者解决艺术或技术上的各种问题，从而打造出更加精美、更加完善的作品。

　　“请进”“走出”同频共振

　　今年7月，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和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的清华大学“国际文学工作坊”（第一期）“《望春风》与格非的写作”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秦劼、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吕正惠、韩国西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旭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PaolaIovene，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解志熙、罗钢、旷新年、万俊人、王中忱等学者参加会议。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森冈优纪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参与直接面对作家本人的作品研讨会，在日本或国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惯例。

　　格非说，自己最初并不太主张以自己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清华大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总要做一些专项的国际作家的研究，《望春风》只是一个标本。应该说，清华大学“国际文学工作坊”中，作家与翻译家面对面对作品进行严谨、细致、真率的解读，是文学作品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对于作家来说，翻译可能仅仅只是“走出去”的开始。李敬泽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其实是一个大的、抽象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整个文化系统的持续作用。能否让一个作家整个的作品创作以及他的形象，在目标国那里得到确认，更为重要。

　　译者、作家黄昱宁认为，专业化的“请进来”，将为更有效的“走出去”奠定基础。“请进来”与“走出去”是一个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很多层面上，保证高水平的“请进来”，正是促进“走出去”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长远地看，中国的作家、编辑和读者更多更快地接触到真正能代表国际水准的外国作品和作家，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坚实的、受到世界主流文坛认可的文学土壤。

　　当然，这里的“请进来”并不仅仅等同于购买版权引进作品，还包括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外方出版机构、代理机构深度合作，研究、借鉴、发展文学代理人制度，实施多层次、个性化的专业资助计划等方式，实现从业人员对于国际通行的版权贸易模式的逐渐熟悉、接受和学习，也包括多种文化在交流中达成的碰撞、交融和默契。而文学，从特性上来说，正是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传达其精髓。

　　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作家面前的历史课题。据莫言回忆，1984年左右，中国的年轻作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外国作家是马尔克斯、乔伊斯、海明威、西蒙等。与此前接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后来陆续阅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同，欧美现代派的文学作品打开了作家们的视野，使他们尝试着冲破诸多清规戒律的束缚，可以如此大胆的来写小说。但是，大家很快觉悟到，仅靠模仿不行，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大格局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写出中国特色；一个中国作家要想在作家群体中取得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必须保留或者是创造鲜明的个人风格。众多中国作家对自己写作个性化的追求，也就汇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风貌，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被世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