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汉学家高玉麒

习近平主席访问芬兰前夕，芬兰汉学家高玉麒在赫尔辛基做了一个演讲，内容是习近平主席在过去五年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这样的论坛在芬兰每年都有，高玉麒本人作为汉学家也常常到中国参加学术交流。实际上，在中芬文化交流中，芬兰的官方和民间机构都起了重要作用。

　　芬兰官方的议会中芬友好小组，每年都会有中国日，向芬兰官员和民众介绍中国文化、饮食等，甚至还给议员上中文课，这个小组每年还会与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合作，举行一些官方的交流活动。

　　而高玉麒担任会长的中芬友好协会，则是一个民间机构。自1950年代中芬两国建交以来，民间的交流就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频繁。

　　中国缘分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个小岛上的办公室见到高玉麒的时候，他直接用中文打招呼，这倒不意外，但没想到的是，之后长达一小时的采访，他全程用中文。不仅如此，他甚至为采访专门准备了几页的中文资料。

　　高玉麒是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芬兰民间团体中芬友好协会会长。问起他的头衔，他更愿意用汉学家这个称号。他不仅会说中文，能看懂中文，他还可以看懂文言文。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他相继翻译并出版了芬兰语版的《古文观止》、《论语》等中国文言文作品。

　　一方面，他用芬兰语或者英文发表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也写一些通俗的文章供普通芬兰人阅读。他在中国前前后后呆了6年，如今他每年至少到中国访问一次。

　　我们的话题从他与中国的缘分谈起。高玉麒对中国的兴趣源于1980年。15岁的他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芬兰一位著名诗人和汉学家Pertti Nieminen翻译成芬兰语的唐诗宋词，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那个时候也没有老师教，我就买了中文书和磁带，一遍又一遍听。”

　　高玉麒后来知道，早在1950年代中芬两国建交初期，芬兰就派出了第一批两个留学生到中国，两国的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也从那时开始的。在中芬建交之后和签署第一个贸易协定之前的1952年，中国一家杂技团便受邀在芬兰二十几个城市巡演，受到热烈欢迎。1953年芬兰派文化代表团访华。此后的1970年代和1990年代，芬兰相继又有两批留学生到中国。

　　1986年，21岁的高玉麒得到了去中国交流的机会，那一次，这批20人左右的芬兰学生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一呆就是两个月。“到处都去了，看了不少名胜古迹：长城、故宫、兵马俑、峨眉山等地。”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桂林等城市都走过看过。

　　他对中国很好奇，中国人对他也很好奇。他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文跟人交流，感觉非常特别和兴奋。中国人的努力勤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让他最难忘的是去四川峨眉山的那次旅游。

　　“我们爬峨眉山要坐火车，车票很难买，我就去跟售票的姑娘沟通。”但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姑娘能听懂他的中文，但他却听不懂姑娘说的四川话。“怎么办？

　　他正着急的时候，突然听到姑娘用标准口音的英语大声说：“你为啥不说英语？”高玉麒被惊到了，他没有想到在中国偏远山区居然有人可以说流利的英语。此行增加了他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兴趣。

　　见证和参与中芬文化交流

　　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国际关系研究生的时候，高玉麒有了一个去中国留学的机会。当时南京大学有一个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玉麒直接用中文听了两年课，汉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班上，同学们都叫他“老高”。

　　1990年末住在北京的时候，高玉麒有一个文言文老师，上课的教材是《古文观止》他觉得很多故事都很有趣，“我应该把这些故事介绍给芬兰人”，他说，通过读这些故事，芬兰人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

　　后来，他进入芬兰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进行东亚问题研究，同时关注和参加中芬友好协会的活动，希望在中芬文化交流中贡献力量。历史上，中芬友好协会着力于推动民间文化交流，中国的杂技团、京剧团以及地方戏团的访问都由中芬友好协会组织，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在过去几年，中芬文化交流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互派留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二是中国到芬兰旅游人数越来越多。芬兰最大的航空公司已经开通了赫尔辛基到中国六个城市的直飞航班。

　　现在中芬友好协会里，有三四个在中国学过京剧的芬兰艺术家，能用芬兰语演唱京剧，“他们每年在芬兰都会有演出，很受欢迎”高玉麒说，自2016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协会主席。

　　高玉麒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芬兰传统文化很像，“我大学时第一个中国老师说中国人像热水瓶，外面凉但是心里肯定很热，芬兰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时间和过程。芬兰人一旦成为朋友，将会是非常好的关系。我知道现在芬中两国领导可以坦率交谈，我想这和民族性格有关系。”他说，他很欣赏《论语》的一句话，“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