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受到海外文化影响的同时，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在不断地接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璀璨的中国文明让世界着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上开始出现新一轮的汉学热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体验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名山大川。中国对于世界来说不仅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也开始显现更大的文化影响力。

　　近期，我们将带来“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第一期、第二期的最新动态，同时特别邀请驻华文化参赞、协会领导、海内外作家、研究员、专家以及出版人，分享他们参与该计划的体会与思考。

多角度看中国，将有新发现

　　侯赛因·伊卜拉欣：原埃及驻华文化参赞

　　侯赛因·伊卜拉欣 Hussein Ibrahim Morsy丨受访者

　　王富丽 中国文化译研网项目专员丨采访者

　　记者：您的作品《“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埃关系：回顾与展望》入选了“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第二期项目评审，能谈谈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吗?

　　侯赛因：从我1988年开始学汉语，到现在快有30年了，看到了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也见证了埃及和中国关系发展的状况。

　　所以我希望在这本书中，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来展现埃及和中国关系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埃及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主要国家，所以我在书中谈到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埃及和中国的推进过程。

　　另外，现在埃及和中国在一些领域是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我们需要深入探讨这个战略合作关系，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看法。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感悟和收获是什么?

　　侯赛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用我的作品为埃及人民介绍“一带一路”倡议，让埃及人民更清晰地了解“一带一路”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尤其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改善。

　　我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特别重视年轻人，现如今，年轻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不低，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带一路’能够带来哪些合作项目、工作机会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等信息。

　　另外，在创作过程中，我发现埃及和中国在文化方面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们应该把这些共通的方面展示出来。

　　记者：您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侯赛因：我曾经做过汉语教师、大学中文系主任、主持人、译者，并将20多本中国图书翻译为阿拉伯语。

　　目前，担任驻华文化参赞有四年了。从前我们觉得中国每一年都有变化，现在可以说中国每一天都有变化。

　　以前我们看中国的发展主要从经济方面切入，而现在，人文思想以及文化方面的发展更为显著，甚至已经超过了欧洲和美国。

　　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以前，我们会送自己的孩子去英国读书，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埃及学生想到中国深造，他们非常认可中国的教育水平和人文发展。

　　在过去，只有一两百个埃及学生在中国读书，但在我担任参赞的4年期间，已有1300个埃及学生在中国读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埃及学习阿拉伯语。

　　另外，现在埃及建有两个孔子学院，有两个孔子课堂。在埃及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民特别尊重外国人，也特别尊重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尊重外国人所信仰的宗教。

　　记者：请您谈谈对“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看法。

　　侯赛因：我认为“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因为很多外国人希望能够表达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在中国读过书，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外国人可以用他们的看法和角度来“讲述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另外，外国作家在当地国家有他们自己的读者，他们知道怎么写更加合适，怎么表达更符合读者的口味。

　　他们可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当代的变化以及中国现在的发展，用自己的方式为广大读者呈现出来。这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新平台。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让外国人来看中国，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用不同的眼睛来看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新的角度、新的观点，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有利。

　　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这些年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了解利用起来，也非常愿意通过像中国文化译研网这样的平台，面向我的国家乃至世界介绍中国优秀的作家作品，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埃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抓住”外国作者就“抓住”了外国读者

　　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黄友义丨受访者

　　张文静 中国文化译研网项目专员丨采访者

　　记者：请您分享对“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这个项目的看法。

　　黄友义：“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中国第一次主导的系列化、持续性的撰写中国项目，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当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也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而我们希望写中国的人不再是单个的外国作者或单一的外国出版单位，而是处在世界各个角落对中国有兴趣的潜在作者，因为他们代表的国外受众更加广泛。

　　我们也不再是坐在家里等外国作者上门，而是主动组织外国作家撰写中国。这是传播中国的一个时代性的巨大进步和具有前瞻性的工程。

　　记者：“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项重点工程，请您谈谈这个项目的意义。

　　黄友义：外国人希望了解中国，特别是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工作状态。

　　同时，中国也需要建立更多的渠道，请外国人帮助中国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向的受众是外国人，而外国作者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能从他们的角度解释中国。

　　这些外国作者相比中国作者有着天然的优势，“抓住”他们就等于“抓住”了外国读者。中国的快速发展让国外对中国兴趣浓厚，但在了解中国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现在，中国请外国作者来撰写中国，可以保证中国文化、中华思想、中国人的生活诸多方面以更加顺畅的渠道传播出去，从而有助于实现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记者：“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与“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有何相同点与不同点?

　　黄友义：我认为“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延伸和发展。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都是资深的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不少人已经是80岁高龄。

　　“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对他们过去传播中国文化的感谢，也是对外国人写作中国的一个引导。

　　但需要看到的是，随着海外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增加，需要有更多年轻的汉学家加入进来，把一个奖项的基础打得更加牢固，那么“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记者：“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第一期资源库已初步建成，请您谈谈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规划。

　　黄友义：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引发了各界的浓厚兴趣。

　　未来，该项目还需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项目还需要进一步宣传，尤其第一期作品出来后，要加大传播力度，让更多的潜在作者知道这个项目，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项目。

　　第二，图书从写作到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做一个视频节目要耗时耗力得多。想一口吃成胖子，产生轰动效应，不符合写作规律。“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项目要有长期计划，持之以恒，方能见效。要有五年、十年规划。

　　第三，建议这一项目的组织者多参与海外的书展和文化交流活动，走出国门，接触作者，接触市场。这样有利于发掘作者，制定选题。既然作者是外国人，目标读者在国外，组织者不深入现场来开展这个项目，就会受到很大约束。

　　对于中国，年少的好奇成为日后的执念

　　金胜一：韩国东国大学东西比较研究所研究员、东亚未来研究院院长

　　金胜一丨受访者

　　窦元娜丨记者

　　记者：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坚持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的?

　　金胜一：我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的兴趣起始于儿时的梦想。

　　小学时候，我经过山间的华侨学校时，被里面传来的音乐声所吸引。那乐声很新奇，一位朋友告诉我，那是中国学校。我就开始幻想：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说什么样的语言，讲什么样的话。

　　上高中以后，我对世界历史很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历史。也因为这个兴趣，让我以后在大学中选择了历史系。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高中教书。然而，我依然对中国这个国家有着无比浓厚的兴趣。于是，我放弃了在高中的工作，毅然决然踏上了赴中国的求学之路。

　　最初我来到了台湾，并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了中国近代史。读博士期间，我离开台湾来到日本，在九州大学继续进修与中国历史和文学相关的专业。

　　记者：您是如何参与到“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这个项目中的?

　　金胜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中韩关系》被评选并进入“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项目，这让我有机会了解这项计划。两年前，这本书就在韩国出版，那时的书名为《韩中关系的误解与真实》。

　　之后，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提出该书在中国出版的建议，并推荐其进入“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

　　记者：您写作《我眼中的中韩关系》的机缘是什么?

　　金胜一：我写《我眼中的中韩关系》的目的，是想更深入地了解韩国历史。

　　韩国历史是以中国的“汉字文化”而成长、发展起来的，因此不了解中国历史是无法深入地了解韩国历史的。

　　因此，我想应该找到这些文物的源泉，从而获取更好的认知和理解。分析中韩关系的本质是寻找韩国本源的过程，我也是从这一点出发进而创作了这本书。

　　记者：在您眼中，近几年中国有哪些变化与发展?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与发展的?

　　金胜一：从1992年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已经访问过中国400多次。其中，带着学生参观、购买中国图书、参加研讨会和书展都是我前往中国的理由。

　　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学上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素质的普遍提升，这些变化也让我对中国刮目相看。

　　2010年以前，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上的，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

　　然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010年以后中国文学发展速度显著提升，甚至赶上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也让我倍感惊讶。

　　我认为中国学术界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出适度的批判性建议，这是学术界的基本态度，也会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契机。

　　记者：未来是否有更多关于中国的写作计划?

　　金胜一：我访问中国的次数很多，也在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大学中进修，因此对于中国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汉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对于中、日、韩三国的交流史和关系史也较为了解，希望能够进一步对三国进行比较和研究。

　　同时，我也相信以中国为源泉的探索，能够为保护三国传统文化、促进三国文明交流奠定深厚的基础。

　　没有中国，我便不能度日

　　沃尔夫冈·顾彬：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

　　沃尔夫冈·顾彬丨受访者

　　许惟一丨记者

　　记者：您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做与中国文学相关的研究工作?

　　顾彬：我大概是从14岁左右开始写诗的。23岁那年，我从德国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进入德国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偶然间读到了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德文版，它的译者是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

　　这首诗的最后两行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深深吸引了我。我在想，为什么孟浩然坐的船消失不见了，我们却觉得他还在呢?又有什么方式可以证明呢?

　　1967年，我开始学习古代汉语。学习古代汉语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后来我又攻读了汉学博士学位，当时的论文题目是《论杜牧的抒情诗》。

　　1974年，我利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机会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现代汉语。

　　这期间，我读到了鲁迅的作品，接触到了中国当代诗歌。对于中国和诗歌的热爱，也让我一直以来从事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

　　后来，我又回到德国，在波恩大学教了十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是在慢慢的渗透中进行的。

　　记者：写作《中国往事》这本书的灵感源泉来自何处?

　　顾彬：一直以来，我喜欢称自己为“来自德国的汉人”。

　　当我年少时读到李白的诗的时候，我就期待着能够有朝一日成为德国的李白。

　　对于自己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创作、不能写诗。我曾经模仿韩愈、苏轼、鲁迅等人的笔法，创作过诗和散文，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与中国相关的。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如今又在北京定居，对于中国的了解很深。我希望能够将自己多年来在中国旅游、生活、工作的经历记录下来，这对我自己而言意义非凡。

　　记者：从您个人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和变化的?

　　顾彬：30年前，北京的生活节奏很慢。那时候，汽车不多，自行车很常见，满眼望去是低矮的平房和广阔的稻田。而现在却不一样，很多高楼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宽广的马路随处可见，古迹被重新装饰，平房和四合院也所剩无几。

　　我认为中国和我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中国，我想我是不能够度日的。因为中国的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形态，改变了我创作的思路，甚至影响着我的生活和世界观。

　　记者：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顾彬：作品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诗经》《楚辞》《牡丹亭》《红楼梦》;作家方面则有杜甫、欧阳修、鲁迅和翟永明。

　　我对于文学的研究角度使我对于人本身的关注度较高，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会让我感动，他们谈到的都是人的存在问题。

　　记者：从国家文化交流方面讲，您期待德国与中国之间有哪些更深层的交流?

　　顾彬：对于德国和中国来讲，加强广泛合作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们之间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理想。

　　我始终相信，平等互惠和广泛合作是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方面，我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值得学习的榜样。

　　（本系列文章由中国文化译研网与国际出版周报共同策划，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