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也是一个学习的国度。庞大的学习人口支撑着繁荣的出版业，阅读已经成为充满活力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在知识供给和阅读市场上的影响力空前提高。每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仅举办了二十六届的这一盛会便已成为全球第二重要书展。

回顾历史，中国图书出版的海外之旅走得十分不平凡。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专家会员何明星接受华舆采访，向我们讲述了自1949年至2018年，不同时期“图书出海”的历史。

2014年，本文作者何明星与芝加哥中国书刊社创办人Herny Noyes之女 Niki在洛杉矶进行学术交流。

何明星认为，1949年至1978年间，受客观政治与历史环境影响，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主体，中国出版书刊的文化政治属性较为突显，特别是对外翻译出版要服从国家外交的大局。比如，最早与中国建立图书贸易关系的，是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亚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共产党组织所创办的书店、出版社等，此外还有一些华侨书店。

改革开放三十年

自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步入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图书的对外交流开始摆脱文化政治的特征，逐步进入强调经济效益、市场属性的时期。何明星认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外出版的图书内容不再以政治理论类图书为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基本情况类图书、学术论著、文学名著、中医学图书、艺术画册及少儿读物等书刊成为出口的主体。如英文版的《红楼梦》、《史记选》、《孙子兵法》、《黄帝内经》、《中国针灸学概要》、《中国风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30年期间，中国儿童出版物大幅增长”何明星强调，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其在拉美、中东、非洲大陆有着巨大市场。在拉美、非洲等读者看来，中国儿童读物色彩鲜亮、人物形象清新、故事与情节纯净健康，富有教育意义，与欧美在这两个大陆盛行的暴力、色情、彰显个性的西方文化完全不同。

二是大幅整顿海外书刊经销网络。对一些信誉不好以及退货比例较大的海外书刊经销机构采取措施，如：加大账款催收力度，根据情况停止发货、取消经销中国书刊的资格。

以中东、非洲地区为例，筛选提炼形成国家主办的正规书店、半官方书店和西方跨国集团在当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为主的39个国家的142个文化机构。这些大型文化机构，发行网络遍布大中小城市，业务周转迅速，信息化管理水平高，使中国书刊在当地一直保持稳定的发行量。何明星介绍，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20世纪60、70年代与中国建立书刊代理关系。1986、1987年订购《了解中国》《周恩来传略》《邓小平文集》《怎样打太极拳》《中国武术》以及儿童读物，两年累计54.4万册。

对比1964年与1978年《青春之歌》英译本在美国的馆藏分布情况。（图片翻拍自《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效果评估研究》）

三是中外出版机构进行选题合作、版权购买、销售包销甚至在海外收购、本土化等方面的探索逐步加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2年中国外文局收购了自1960年开始一直专营中国出版物发行业务的美国中国书刊社，并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共同在美国注册了长河出版社，各控股50%股权，并派驻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当地员工进行管理。此后，中国外文局相继收购了法国百周年出版社、法国巴黎的凤凰书店。

中国出版新时期（2010-2019）

中国出版开始进入世界出版时代，何明星总结，这一时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出版机构的本土化。进入2000年之后，除长期从事对外出版的中国外文局、国图公司、版图公司之外，其他地方出版机构、民营公司也纷纷试水本土化发展。截至2017年，中国有40多家出版机构在海外设立了400多家本土化出版机构。

二是以国家工程、项目方式调动行业内外、国内外资源，推动中国出版的世界化步伐。如2005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工程”以及同年启动的“经典中国工程”“丝路书香翻译工程”基础之上，2010年启动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2013年启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

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总执行人徐宝锋办公室的走廊入口处墙上挂着“中蒙国际出版交流平台”的牌匾，这一平台是译研网联合蒙古NEPKO出版社等蒙古出版机构于2018年共同发起设立，为关注中国文化的蒙古国读者，及时发现、翻译、创作和分享优秀中国文化作品。

三是出现一批品牌性中国主题图书。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存在着巨大需求，一些基于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哲学的理论视野回答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学术图书逐年增多，它们丰富了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扩大了传播覆盖范围。

外文出版社与韩国、泰国、土耳其、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出版机构合作，面向全世界出版发行多语种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截至2017年11月，该书已出版24个语种，27个版本，累计发行超过660万册。此外，根据世界图书馆平台显示，本书的不同语种版本为多家图书馆收藏。

何明星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全世界引发的“中国热”，是中国出版步入世界化时代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对外交流的平台——海外书展

“参加书展是一个国家出版拓展世界市场的普遍方式，而中国在此过程中走过了一段不平坦的探索道路。”何明星介绍。

在1978之后的三十年，中国出版参加的国际书展一般局限在已建交的国家举办一些书展等文化交流活动，规模小，局限性大，而且大部分是倚重渠道代理商、经销商举办推广活动。改革开放之后，参加的书展范围更大、更广。如在中东、非洲地区，除每年一度的开罗国际书展，还在尼日利亚、坦桑尼亚、摩洛哥等20多个国家、地区展出中国图书，有效地扩大了中国书刊在这些国家的发行，促进了图书贸易。

图为时任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夫人参观第二十七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展台。王庸声（右）向她介绍展品。（图片翻拍自《友谊之桥》画册）

在形式上，参展机构不仅仅把书展当作中国文化宣传行为，还核算每次投入与产出，注重经济实效。在遥远的拉丁美洲大陆，每年举办书展次数很多，但要支付很高的旅费、宿费、运费。因此每次到这个地区参展，都是一次带多本书、参加多个书展，进行现场直销，与当地经销商建立联系。

“进入2000年之后，国际书展更成为中国出版机构联系国际译者、作者，合作出版和版权输出的一个重要平台。”何明星表示。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成功举办了600多场活动，达成版权贸易2147项，2012年又成功在伦敦书展、2015年美国书展举办主宾国活动，截至2018年，中国在这一时期以主宾国身份成功举办了19个国际书展，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多个书展。

从参加书展到自己举办国际书展，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发展步伐日益加快，最为显著的标志是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自1986年以来，这一书展吸引了来自英、法、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如今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的第二大国际书展。

2018年8月23日，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翻译咖啡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汉学家翻译作品交流活动举行。 

专家简介

何明星，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史、中国书刊史对外传播研究。专著有《新中国书刊海外传播60年（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中国图书与期刊的国家影响力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