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互通互动日渐明显，国与国之间的沟通越来越畅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普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已经成为了常态。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汉学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有效地传播，更有效地被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所接受，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汉学对于中国的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作用，第二个层面是汉学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第三个层面是世界汉学的中心究竟应该在哪里。

一、汉学对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作用

毋庸置疑，汉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国际范围内接受和传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从早期的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再到目前方兴未艾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国文化被汉学家们以不同的渠道和角度介绍给了中国以外的社会，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在不断地被刷新与重建。

当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描绘奇幻中国的时候，西方世界对中国是神话般好奇而怀疑的；当利玛窦以他的“利玛窦策略”通过“驱佛补儒”来达到传教士“以夷变夏”传教目的，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向西方世界展现的是一个现实而又令人称奇的国度，他笔下的中国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未来西方世界探索中国的浓厚兴趣；自1814年26岁的雷慕沙担任法兰西学院“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始，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至今204年间的11位汉学家的研究可以成为整个西方学院派汉学对于中国研究取向和倾向的缩影，而且其研究已经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具体文理。

无论是语言学、社会学还是考古学，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应该更多是一种他者文化的活体样本，虽然不乏一些学者在其研究中体现了对于中国的深度热爱和迷恋，但丰富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背后的中国更多地是西方话语体系的生动注脚。1900年-1901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6年、1930年-1931年四次考察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斯坦因，以及1908年开始搜集敦煌文物的伯希和，在一片诟病声中创立了伟大的敦煌学，资料的丰富与辉煌印证了近现代中国的落魄与没落，中国落魄与没落的印象通过学术研究在西方人的视域中被不断地潜意识深化和强调，对于西方学院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汉学的重心转到了美国。因现实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考量和需要，偏向当代中国研究的国际（美国）汉学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外（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的描述趋于客观，也出现了49年之后因为意识形态隔阂所造成的大量误判。这一时期的汉学发展中国文化介绍和利玛窦时代的汉学发展颇有些相类似，都是直接对于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涉及，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利玛窦等汉学家是完全浸入在中国社会之中之后的反应，虽然其出于宗教的情感做出了一些冲突性的选择，但是他们面向世界渲染中国的同时也是被渲染着的，而以北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世界汉学的当代中国研究则保持了一种以所谓的各种事实材料渲染中国的调性，这种调性即使在面对21世纪这样一个开放的中国，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我们知道，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其中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这一民族的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精神文化包括它的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和传统等等。这些在汉学化传播过程当中皆有涉及，在通过汉学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加强深度体认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力求避免在传播过程当中的非常明显的符号化倾向。一种民族文化传播中的符号化，一方面推进了文化的普及，加强了文化在异质文化当中的影响和接受。但同时也使民族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浅表化特征。莱顿大学著名汉学家伊维德教授谈到，中国文学在海外非常受重视，但海外学者的关注点与中国本土学者迥然有别，以白居易为例，西方很多学者并不如中国学者关注诗歌内涵、风格等角度去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是可能更关注白居易的家庭、私人生活，丧母夭子这些历史索引。

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非常浅表的符号化状态，很容易民族文化传播过程当中的自我效应化。自我效应化是什么呢？就是指自以为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文化形态当中，已经被另一种文化形态所接受、深化或者吸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前汉学的全球发展和繁荣很容易在某种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念当中，把汉学的繁荣等同于中国文化的海外繁荣，把汉学家的兴趣等同于世界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普遍兴趣，这种自我效应化是我们应当努力地引起警醒和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世界汉学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的问题

世界汉学中国研究本身具有不平衡性。大多数的汉学家以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演进历史为本位常量，辅以了西方哲学和文论术语等历史变量对中国古代文论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来讲，汉学的中国研究呈现的是一种马赛克似的整体景观，独体的研究都很深入精彩，针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成果数量也很可观，但汉学的中国研究者多从一些具体的问题、人物、时期、思想或文本出发进行发掘和探讨，更多时候研究者喜欢专题切入式的把握，缺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一些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和重要事件被忽略，包括道家和禅宗等儒家之外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主张的研究不够深入，一些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更是关注者寥寥。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这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虽然中国文化内在的发展线索十分明显，但是具体的文化观念的理解和把握必然涉及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和哲学等多方面的宏观把握。但是，大多数的汉学家缺乏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伦理性、道德性以及内位情性的前见性理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建立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全局性认知，对于大多数海外学术传统和文化背景下训练出的汉学家的智力和学术素养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中国文化在汉学研究中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文化的逻辑起点不是中国文化本身，尤其当代中国研究兴起之后，中国文化成为了他们理会中国时必须借鉴的工具，有着很强的实用目的。汉学家们更多关注中国文化表象所引发的理论思考，更加强调其产生的文化与社会的特殊性，而非像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一样在理论研究中把文化与社会等存在看作约定俗成。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理论是先于研究文本本身而存在的。中国的学者们对文化的理解往往遵循一种从伦理到哲学再到理论化理解路径，人们对于文化的探讨会自然地按参照先然存在的理论标准进行。汉学家们并不具备中国本土的话语环境，他们是在西方的语境下接触东方文本，是在先有了对于文本的感性认知才去探讨一种理论的可能性的。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而汉学语境下的理论则是一种可能性的解说，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也因此具有了一重质疑性特质。

第三，中国文化在汉学界处于一种碎裂性接受状况。如上所述，汉学界的中国文化研究是和海外中国文化的接受与传播对应性地存在的。以文学为例，孙康宜在谈及《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思路时指出：“现在的欧美汉学界，只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的观念，但缺乏一个全面的中国文学史的观念，所以，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观念都是比较片面和残缺的。比方说，我们会说某某汉学家是搞唐诗的、搞宋词的、搞明清小说的、搞元明戏曲的，但是，很少人会说这个人是搞先秦文学，或者是搞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或明清文学的专家，所以，一般说来，美国的汉学家习惯于专攻某个时代的某种文体，忽视了同一时代的其他文体（genres）。”因为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主要是从碎裂的文化表象所引申出的汉学化的理解，这自然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涂经诒在描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状况时指出，汉学界的“学者们没有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所有时期投入相等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表现了一种不平衡的侧重。对于唐宋和后来的明、清研究相对较少，而对于南北朝时期关注较多，对秦汉、元和明朝早期研究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此时要对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图景式的了解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系统性文化观念和著作译介的缺位。目前虽然包括《文心雕龙》之类的许多中国理论著作都有了英译本，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著作还没有被介绍到英语世界。衍生中国文化的道家、禅宗乃至一些经典儒家著作还没有被注意。有的中国文化著作虽然被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但是，或许因为汉学界普遍缺乏对于文化背后掩藏的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深度体会，因此并没有引起汉学家们所应有的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发现本土和海外汉学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相通性也意味着发现了一种差异性。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苏熙源（Haun Saussy）指出：“其实研究不同文化的动机之一，便是探究我们自身尚未自觉到的态度与倾向，包括自己的偏见”。国内学界坐拥本土先天的文化优势，而海外学界则能站在本土的经验之外去看待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为国内学界敞开了一个较为宏阔的国际化视野，一些汉学家充分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影响，并在其研究中尽量保持了一种较为客观和理性的眼光，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克服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局限性。但这些治中国文化研究的汉学家毕竟是一些“内行的外国人”，欠缺一种本土学者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较为完整的文化意识结构。海外汉学家（包括那些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华裔汉学家）在意识层面上有时可以完全是中国化的，但在潜意识层面上，这些汉学家无法完全规避西方的学术训练以及文化传统对于其理论旨趣和观点走向的掣肘。随着文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西之间的对话日渐频繁，海外汉学和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差异性理解必将逐渐消除，海内外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中国文化研究必然会共同助力于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转型。但目前来说，本土和海外汉学中国文化研究还处在一种互补型的存在状态，呈现为一种“双向缺失”状况。本土的中国文化研究缺乏西学的语境和现代阐释的自觉性，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则缺乏一种本土的话语历史承继性和自然性。这种“双向缺失”的状况，一方面使现代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保持了一种阐释的张力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本土和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彼此敬畏的心态。

海外汉学家大多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过西方理论谱系的影响。本土相对封闭的传统话语环境在汉学视域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时空范围和认知模式都有了较为新颖的界定。在汉学语境中，中国文化自身的部分观念、体系、结构、模式以及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刷新甚或质疑。一方面，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引领我们走出了传统的文论研究的“套板反应”，使我们感知到了中国文化进入古今和中西对话的强大能力。但另一方面，海外汉学的中国研究毕竟以西方的学者为主体，从话语领导权来说，汉学家们在中国研究中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正在逐渐构筑一个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因阐释者的影响正逐渐发生变异。在汉学的影响之下，中国认知、中国文化史的版图都将被改写，新的观念、看法、视角必然会给本土文论原有的观念带来冲击。如果切近文学文化观察，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1985年的《印地安纳中国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年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以及2009年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正在悄然颠覆中国本土历史形成的文学史观念。

从文艺学认知关系角度来说，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看似彼此独立，实际上内在地存在一种彼此关联并相互影响的循环关系，三者当中的任何一种形态和认知理解的变化都会推动其他两种存在形态的改变。拿目前最具影响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来说，其对于六朝文学的倚重以及对于明早中期文学存在的强调自然会变革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情”、“采”、“文”甚或意识形态的认知取向。在此我并不是要去否定这些汉学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只是想强调一旦传统文学史的观念被挑战，那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就可能在新的文学史形态背景下被重新诠释和改写，并催生出一种基于汉学理解基础之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全新话语形态。这种新的话语形态一经形成，自然会对国内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产生一种倾向性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海外汉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西学语境和国际化视野，使部分中国文化表述中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与西方理论谱系的交融与对话特征，中国研究在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对接与互动方面显得相对自然而顺畅。然而，海外汉学的中国研究自身的中西理论隔阂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虽然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虽然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但是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乃至最终的问题意识上，许多海外汉学家难免是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一些以华裔为代表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甚至本位性，在中国研究中保持了比较纯粹的中国式论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那些强化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性甚至本位性的汉学家，也大多保持了一个 “双重”观照视角，引入了十分明显的“他者”意识。

因此，要准确把握汉学生态下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和特征就必须认真理会汉学家的知识谱系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构功能，就要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以西方现成的理论直接套用在中国经验之上的努力都不免要沦为削足适履”，虽然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乃至结构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一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但是，在面对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时务必要避免一种无知而乐观的倾向，必须加强对汉学传统和理论语境的进一步了解，同时深入修正本土中国文化固步自封的研究状态，然后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正态影响。

三、当代世界汉学的中心偏移与模式调整

目前，汉学领域的中国文化研究并没有融入到国内中国文化研究的主流中来，其理论形态相对于本土的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前见。这种理论前见一方面使汉学家们拥有了一种优于本土话语的前瞻性理解，同时阻止着汉学家们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透彻性理解。对于我们本土学者来说，海外汉学家的中国研究是一种与我们本土现成学术规范不同的奇异的“他者话语”，一种异质性的理论形态。

这种异质性的理论形态的形成从客观上讲主要受制于海外的学术谱系，文化环境以及汉学言说的具体语境；从主观的层面来说，则与汉学家本身的知识谱系和趣味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学领域某一中国认知范畴的流行，既是一种知识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中国问题一旦脱离开本土的话语环境和文化预设，其意义指向就必然会发生嬗变。一方面，汉学家们虽然先天就具备一种西学的视角和立场，但是其汉学家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固有批评传统的阐释者，其任务和本土的学者一样是要延展激活并利用中国的理论，将之作为自身所处文化和理论情境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以文学为例，美国汉学界冷落杜甫而偏向于对李商隐、陶潜、王维乃至寒山诗的选择与评介就或多或少地与他们的文化认同有关，与他们在美国思想大背景中的自我形象预期有关，与他们的诗论和论诗形式有关。另一方面，虽然类似儒家思想在内的很多中国哲学思想对汉学家的情趣选择影响较大，但中国文化植入西学之中不可能具有彻底性，汉学家中国趣味选择必然受到汉学情境下文化认同和文化预设的制约与影响。理解汉学生态下的中国文化就应深入理解汉学情境下儒、道、释等思想此消彼长的演进轨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应该对汉学生态系统中这些中国元素的功能、性质、相互作用及其变异性加以整体研究，进而完整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互动的汉学理论形态的生成过程。

这实际上要求我们改变“西学东渐”以来的汉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观，而采取一种“东学西渐”式的中国中心取向，一旦以中国为中心烛照整个汉学研究，海外汉学才能不断发现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之间的相通性并修正因认知差异而导致的各种偏见，才能最终消除本土的中国文化研究与汉学理论形态之间的“双向缺失”状态。因此，要准确理解海外汉学的中国研究，就必须融合汉学特殊的历史文化情境作整体之思；要从复杂的汉学生态情境中梳理出中国文化的意涵演化轨迹，就必须基于一种文化视野和问题意识，多维度地介入中国文化的汉学生态结构，将汉学领域的中国研究纳入到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中进行考察，将基于中国本土的资源性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在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其对于汉学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准确梳理汉学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的理论形态及其在西方文论参照互渗过程中的演化逻辑，寻求中国文化在汉学意义系统中的当下合法性。

遵循中国中心的汉学研究策略和认知走向并不是要强调某种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主导，相反，这使我们能够更加基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避免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汉学中国中心的辐射性烛照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战略可以变革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冲击反应模式”，以融通互见方式稳步开展。这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建设性价值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变巨石战略为投石战略。很多情况下，中国的文化外传是一种巨石战略，用大笔的资金做出一个宏大的项目，以求在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要知道当我们的一块石头扔进他们的文化阵营时，更多产生的是一种冲击，引发的是一种恐惧，甚至可能使人担心，你在进行一种文化的演变，一种价值的革命。这对文化输出来说不是好的现象。巨石本身是一种向外寻找中心的行为，把巨石战略转化为投石战略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自信性发散传播。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细小的文化活动，能够深入到异质民族的心里的活动，让他们共同参与某种世界共通的文化的建设，最终形成一个全球或是大语境共同认可的话语格局。这时，我们的文化就不再是被抵制的文化，而是以一种中心性存在推导对方接受的文化，引导对方积极参与的文化。

第二、变冲击反应模式为融合回馈模式。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模式时他完全是站位于西方中心或者说美国中心的，这种中心观指导下的美国汉学对中国保持的是一种外在审视的视角。一旦世界汉学的中国中心形成，那么中外的汉学对话将会以中国文化本体为依据，而非单纯处于一种意识形态站位和偏向。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才会日渐彼此注意和互相欣赏，而非因为某一方的国际化程度厚此薄彼。对于中国文化的沉浸式理解和接受将会十分有助于在世界汉学研究中生成一种融合回馈的模式，也许那时世界汉学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的效果会更为深入、持久，汉学的最终消亡也许终将成为可能。

第三、世界汉学的中国中心是一种圆周思维。世界汉学以中国为中心，绝不是一种原点思维。所谓原点思维，即以我为核心，认为世界只有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中心。所以，绝不是在中国文化的自我效应的幻觉当中把中国文化放大到一种极尽影响力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而是变原点思维为圆周思维，即把中国文化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均综合对待，更加周全地看待中国的文化在输出之后所产生的反应，深入体会中国周边的语言国家、区域文化、民族存在、价值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态度、视角，最终形成众多的文化群体共同参与的互动性的文化格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本文作者

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海外汉学，中国文化与诗学、儒家伦理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