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学术界的象牙塔越筑越高，声望和群众关心度却越来越低。学者们自己在学术体系中争钱、夺权、揽名，厓岸自高，纵横捭阖，虽然自我感觉良好，社会上其实不了解、不关心、也不看重，觉得基本上跟自己没啥关系。

一、 反击西方

要吸引眼球或引生话题，除了靠丑闻、绯闻，只能说些“大”话。

如大湘西理论。说西方人都是从中国大湘西，迁徙过去的。其中英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就都是来自中国的古英国，现在的湖北英山。所以古汉语是英语的母语，整个英国文化起源于中国……

还有大崑仑。《大崑仑：新疆秘符》之类文明探秘小说及有声书，长盛不衰。以“还我大崑仑”“重勘玉石之路”为号召的考察团、研讨会也不胜枚举。认为大洪水之后，文明的秘密皆藏在崑仑山，其后并由崑仑山流衍到世界各地，故崑仑为世界文明之源。

“大青藏”也不遑多让。其地不但有象雄古国、发羌古国(包含西藏林芝地区、山南地区，及印度大陆的阿萨姆邦东北部等地)、发羌新国(建都于今西藏拉萨一带，为吐蕃王朝之先声)、女国(含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喀喇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的西藏自治区西部和克什米尔东部地区，保持着母权制)等，更是中原文化、中亚文化、印度文化的源头。如今发现的文物，如重达3公斤的黄金面罩，做工精湛，含金量高达98%以上，即证明了象雄这些古国已有高超的技术。

其他尚有楚雄彞族世界源头说、《山海经》腾冲说等等，就不一一介绍了。

除了这些张扬自己之古、之大、之源头地位的说法外，还有声势渐大的“西方伪史论”，说埃及、苏美尔、希腊、罗马之古史、古迹、文物多出伪造，其文明既不如此之古，还多是从中国学去的⏤⏤清末以来，西方倡言“中国文明西来说”，现在则倒了回去。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共济会阴谋论”等等，说许多知名的开明人士都是共济会培养的棋子，要导引中国一步步走向西方或共济会的世界计划中(犹如现在许多人说公知都是美国培养的)。

二、反思近代

这些有点喜感的大论述，社会上有捧有骂，混杂在中美贸易战和全球疫情攻防战以来的情绪中，更是难以梳理。学界则以鄙夷讪笑者居多，斥为“民科”，不当一回事。

可事实上提倡这些大论述的，本就是学者，只不过他们还不是主流而已，学术权威们对之还不屑一顾。

而我觉得它很有意思，颇显示一股民气，也不可小觑。

他们讲法各异，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有共性。共性在哪?

一、都对清末以来的学术框架不满;

二、都认为那个框架只是西方一套阴谋论、伪造物;

三、都主张从中国本土另找源流脉络。

四、都想提出一套类似西方过去提供的脉络，说我影响了世界。

⏤⏤是这些共性，吸引群众来围观他们还很粗糙的论述。

他们的说法，未必即能颠覆现有之学术巍峨殿堂，但显然已经体现了社会上对学术界久蓄不满的气氛。

学术界没这种气氛吗?其实也有!

例如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过去这种题目都是要大作的，可是现在更多的是说该“反思”。也就是五四所提之口号、所表现之精神、五四人物之言行，都是该再想想的事了。

你说这可能是政治环境对五四精神有点压制使然，却未必，台湾更激烈呢，学者甚至出版《学术突围》，直接宣称当代人文学术要突破“五四知识型”的围城。

可见五四之“范式”，现下在学术界也遭到了质疑，也想突破其格套。只不过，范式要被打破，学界熟悉的办法，是一点点的暴露其破绽，让它从局部技术崩溃达到非换个范式不可的结果。这样，过程就很漫长，僵化的范式，乃因其僵化而仍继续僵在眼前，几乎凝固不可撼动。

喔，不，僵化之范式，你以为它僵化了，其实不是，它仍在继续生长。

因为想法具体化为言说、言说具体化为行动、行动又具体化为位置、位置具体化为权力、权力再具体化为组织机构、化为职称与饭碗。这些东西，不断连结、繁殖，缠绵胶固，形成了现实世界的学术圈与学术秩序。你想打倒旧范式，等于说要打破人家饭碗，你说难不难?

这就是目前我们学术界为什么还维持着植物人状态，且还活得挺滋润的原因。想改变几乎不可能。

但是话也难说，因为如果真这么难改变，现在这一套，当年又怎么能打倒传统那一套，摧枯拉朽，上位成为范式?

可见“城头变换大王旗”正是寻常之事，城池饭碗都可以不动，只需换换旗号即可，并不太难，大家也都等着它换。

三、在西方话语中觅活计

现在的旗号，从晚清开始树立，经五四确立并继续发展。中间名目甚多，如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维新变法、西化、充分现代化、打倒孔家店、向西方寻找真理、走向世界、改造国民性、与世界接轨、启蒙救亡、四个现代化、走向未来等等，总之是要迎新弃旧、改造自我。

当时提倡，有当时的道理，现在不要去打死人的屁股，也不建议仍然覆述当年的道理。

现在要说的只是：这旗号本身暴露了我们处于什么位置，而这种位置该不该或值不值得继续。

这旗号凸显的是西方发言者位置，我们是听受者。我们没有发言权，只能听受。听受以后，成为学习者、效仿者。学得好不好、像不像，则仍要以西方标准来检验。

四、西方之学徒

晚清时期的“西方发言者”还不是真正的西方，主要是在中国的洋人、传教士、译书机构、先一步学西方的日本。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就多由这些地方来。

接着，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如胡适、汤用彤、贺麟、张荫麟、傅斯年和“学衡派”等等。没出国的，也仍要读翻译介绍，如钱穆就被讥讽为是看《东方杂志》得来的西学。而这种，乃是受鄙视的。抗战期间胡适不满于《思想与时代》杂志时，便特意指出编辑人员当中“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可见不留学大有不能“预流”之势。

去西方取经回来的人，且个个被奉为祖师爷。如考古学向美国学(李济、梁思永)，语言学向美国学(赵元任、李方桂)，哲学向美国学(胡适、冯友兰)，美学向德国学(朱光潜)，汉学史学从法国、德国学(陈寅恪、傅斯年)等。

当时被视为最新潮流的简牍学、敦煌学、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西域南海考证(方言考证、史地考证和名物考证)、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一赐乐业教、也里可温教、回教)，蒙元史、突厥史等更都是外国汉学之内容。

如此学西方，学得好不好，当然也得看人家的评价。例如1933年伯希和访华时曾说，在他心目中，中国学者真正够得上世界级水平的，只有王国维和陈垣。他为《王国维遗书》写过书评，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而是他对边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陈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西方观点，绝不含糊。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态势，中国人当然也有反思的。

因为情况很明显，就是想当洋人的徒弟也不容易。首先语言就先天没优势，学一项外语，花二十年，大多等于人家中小学生的水平，根本谈不上思想交流。而人家拉丁语系、斯拉夫语系内部人，往往还可轻易兼通好多种相关语言，我们则通常做不到。真正精通西学，一百年来，名家到底有几个？稗贩点洋货，吓吓或骗骗国人还行，而其实是西学既不足以驰骋洋场，中国学问又未遑入门，中宵扪心，岂不愧耻？

倒过来说，西方人听、说、读、写中文一样难上加难，真能过关的也是凤毛麟角，名头甚大而根本开不了口的汉学家也不少见（即使中文好到伯希和这样地步，我去梵蒂冈，看他编的书目，《诗经》一开篇《麟之趾》就理解错了，以为是讲生物学的）。由他们评说中国，然后我们再去读其洋文著作，学其评说中国之声口，转述给我们同胞，一起学习。不是很滑稽的画面吗？

所以像傅斯年就提出还是回来建设我们自己，以期将来能让 “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之口号。

但方法呢？可惜他的方法居然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一套，以更深的西方汉学化，来让自己成为汉学（东方学）重镇。你说这能行吗？

五、融入西方

现在，除了延续上述路线，继续当学生、传播西方新学外，更有些新发展。

例如北京大学直接“国际学校化”，增设交叉学科“中国学”(属自主设置二级学科)，面向海内外招收首批100名“中国学”硕士项目学生。以英语授课，一年便可获得硕士学位。

西方的中国学也称“中国研究”，跟“汉学”研究古代中国略有区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北京中国社科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即属于这种。其研究，都是“跟西方接轨”的，并有朝区域研究发展之倾向。

目前，区域研究包括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区域可持续发展、国土规划、区域旅游、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城市管理、空间经济学、沿海地区与海洋经济发展研究、中部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研究、区域人口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配合大陆的区域规划的势头，看来声势不小。

不过，近年区域研究已遭质疑，如2013年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即显示：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于二十世纪后期便已自觉地“走出区域研究”，对于区域研究的惯性，至今仍然在持续批评中。

这是因为它：

(一) 越来愈无人文性，标榜科学，往往轻忽甚至抹煞了区域中的人文价值。   

(二)它有浓厚的现实政经导向，缺乏历史观点和意义关怀。

(三)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同样也是种“西方的视角”，隐含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把中国当做一个“他者”、一个解剖和审视的对象、一个潜在的敌人或朋友。这样的研究与汉学合流，显然只会扩大西方视角、让西方发言者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改革开放以后，大学与国际合作的形势大好，更扩大了这种走向。

不像过去那样需要中间商、代理人、留学生了，直接跟外国大学合作、办国际项目、出版西方汉学丛书、招待汉学家来讲学、给奖给经费，跟西方议题、论述、方法跟得越来越紧，与西方汉学几乎融为一体了。

学者们对于越来越被西方认可，很是满意，常以为自己就是当年的王国维、陈垣。

六、眼前无路请回头

现在，社会上谈起王国维等上述各位祖师爷，都还满是大师崇拜，不知道其实多只是西方的学徒。

早已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被殖民的恐惧之中国，其实在中国研究领域，就仍是殖民地。八国联军，早已安营扎寨于吾人意识内容及研究方法中。

我当然也佩服王国维他们，但我看得很清楚他们那条路的侷限：是死胡同、是耘他人田。

当年这些大师，本领无多，基本上只是“格义”。犹如佛教初入中土时，用老庄思想去解释佛学。他们倒过来，用西方(包含印度)思想学说来解释中国现象与材料。

从欧阳竟无用印度佛学批判中国佛教、章太炎用唯识学解释《庄子》、王国维用叔本华解释《红楼梦》、郭沫若用马克思解释甲骨金文、朱光潜用心理学建构中国美学，一直做到牟宗三用康德来解释儒学、余英时用雅斯培“轴心时代”讲古代哲学突破。

不只是个人，整个社会或时代都如此，一阵子老马，一阵子新马，一阵子行为科学，一阵子结构主义，一阵子现象学，一阵子后现代……。

学术群体也如此。像我在台湾，出身虽是中文系，可是读得最多最勤，也跟得最紧的其实反而是西方文论(到现在，大陆的比较文学、西方美学、西方文论这些学科主要也都仍设在中文系)。

整个学界风气都是如此，用各种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不懂西学，任你文史经子工夫再深都没有用。⏤⏤事实上，经学这个学科已早废掉了，因为它纳不进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去。诗词歌赋嘛，西方没有对仗、联语、骈文、辞赋，故也不能谈、没价值，更不用写了。要拼命找出来的，反而是中国没有的悲剧与史诗。

结果当然是出现一大堆《庄子与叔本华生命悲剧意识比较研究》之类如鱼似鸟论、牛头马嘴论。《诗经》成了民歌、墨辩竟是逻辑、书法忽然抽象、元朝居然不属中国、清朝又为满州民族国家，新意迭出，胡说乱道，而自诩曰：突破古人矣。

只这样，尚且罢了，只能说是聊发少年狂，乱套乱用理论。可是这种反向格义并不只是如此，而是要告诉你：这才是中国的真相，过去你身在迷雾中，故不了解，现在经西洋镜一照，多么清楚!

换句话说，这些研究都有夺胎换骨之功，把中国分筋错骨之后，再建立一套新体貌、新经络。

封建、专制、父权、迷信、农业社会、乡土中国、科技落后、差序格局、吃人、伪造古史、长老统治、家国一体、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替中国定性的标签与理论，便如此沦肌浃髓，深入人心，觉得古代中国确实就是如此，然后鄙夷痛骂之。

文史哲、政经社，各个学术分科内部也是这样，用新经络讲了一百年。

像王国维，硬套叔本华去讲《红楼梦》，是要告诉你：这才是它的真相。然后他又夸自己比古人高明。古代严羽的“兴趣说”和王渔洋的“神韵说”都不如他的“境界说”更得根本。

叶嘉莹先生曾以为王国维之说与神韵、妙悟均由中国诗的“兴发感动”来，其实不是。王是用叔本华替换了中国传统，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感，这个词的概念始终只有一个否定的内容，那出现于意识上的东西不是概念，不是理性的抽象概念。”跟中国诗歌传统怎么会是同一回事?

这样用西方观念替代中国思维做久了，久假不归，竟至中国的诗学也消失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诗学”，已不仅是对西方古代poetics的意译，更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另一种叫法。跟古代《诗学正源》《诗学禁脔》《诗学纂闻》等等早不是同一回事了。

什么都是这样的。文史哲、儒道佛，什么都这样。连现在大家用的汉语拼音、练的简化太极拳，都是在苏联指导和参与下做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太极拳为什么不能实战了吧，哈哈)。

中国，遂像《倚天屠龙记》中的武当三侠俞岱岩，被西域番僧用大力金刚指把关节一寸寸捏碎了，全身瘫痪几十年。需靠张无忌用黑玉断续膏医治，才能恢复。

我在这其中浸淫甚深甚久，本来也准备走这个路子。幸好我原有的中国学问基础救了我，将他们的讲法跟我自己从经子文史中得来的理解相参证、相对勘，才慢慢发现：原来他们着了番僧的道。

所以我四十年来努力调制黑玉断续膏，写《中国文学史》，汉、唐、明、清、近代《思潮史》，开发《文化符号学》《文人阶层史》《游的精神文化史》《侠的精神文化史》，作《三教论衡》……。百来本书，上千万字，一剑飘尘，从各个学科、各个论题上去纠正被从前的大师(西方学徒们)扭错的筋骨，重新疏理经络。

这样做，当然很耗气力，等于要击破一盏盏的灯。

大家却还不领情。或不知我在干什么，谓是炫学;或说我狂妄，冒犯了他们的大师;或在个别问题上来狺狺争辩;或故做调人，因为怕灯灭了，没了光，就看不见了。

现在我才渐渐明白，过去的辛苦，仍只如禅宗所谓“渐教”，想凸显其范式之技术崩溃。若是“顿教”，只需说你那西门的灯关了别照吧，照出来都是歪斜错乱的黑影，我开房间本有的大灯照照，自便皎然。

或者，西屋自照即可。这样，两屋洞明，反而彼此眉目看得清楚，足以平情交流，免兹误会。

七、汉学研究的话语权如何回到中国?

我的意思很简单，汉学研究的话语权应回到中国。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只是照着西方话语说，话语权在人家手上。

不是吗?胡适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以进化论大谈孔子如何比老子进化、庄子墨子等人又如何发展了生物进化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用新实在论(neo-realism)讲宋明理学家说的理气、无极……。这样的研究，今天还值得继续吗?

不用这些，自已发展话语体系、取得话语权，既不会如一般人所担心的回到老古董那一套、会有义和团情绪等等，而且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首先要再练点内功。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书要好好读读，熟悉它本身的性质与脉络。这才不会把披萨认做葱油饼。

同样，西学也要钻研，也要弄清楚人家的脉络，免得张冠李戴、捕风捉影。

其次要克制自己攀援比附的心理和习惯。人若以攀援权贵自喜，就会在学问上攀援比附西方。

三是调整思路和视角。

这点，让我以敦煌学为例，说说该怎么做。

过去，大家常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法国英国日本或什么地方，总之不在中国。

中国人听了都很不服气。但有什么好不服气的?

现在花银子、大建设，声光化电、唱歌跳舞、旅游、开会、数字化，就能让敦煌学在中国?

敦煌之被发现、获得重视，本来就是由外国人开始的。探险考古者，由中亚、西域进入，一路掠劫考察而抵敦煌，其动线由西而东。因此敦煌文化乃整体西域考古之一部份，敦煌的洞窟艺术与文书，一向也被倂到“敦煌吐鲁番学”这个大概念底下看。敦煌，是这一路西域考古的东端。

国内的敦煌学，不仍是附从于这个框架吗?虽名称未必附入吐鲁番，但实际上仍沿续着这个学术传统，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就显示了敦煌是与吐鲁番并着看的。历届「敦煌学」会议中，谈吐鲁番文书的论文亦不罕见，谁也不觉得不自然。

由这个端线发展下来，敦煌吐鲁番学之重点自然在于西域民族与文化如何延伸到敦煌、敦煌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地、瓜沙史事中不同民族之表现。就其视野之端线看，仍是将敦煌并入了西域。古外族之遗文、西域史地及民族考证、粟特、吐蕃等等才是重点。不懂这些，几乎难以涉足。

然而，敦煌乃玉门关所在地，当然与西域文化有联，但它不是西域，只是出入西域之门户。由过去的观点看，注目的只是由中亚西亚到敦煌这一线。这一线当然很重要。不过，由洛阳、长安到敦煌的这一线，过去就忽略了。很多人还以为敦煌就是西域呢，殊不知“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内的敦煌，正是汉地的标志和象征。

也就是说：敦煌学的兴起，令敦煌备受关注，但敦煌学也遮蔽了敦煌的文化身份，使人的视野局限于敦煌及其西线。将来必须扭转端线，也就是要把眼光转过来，注意由长安到敦煌这一线。

事实上，俗称的“丝路”，是由长安出发，入甘肃之第一站为泾川，一路西去，经河西走廊，抵敦煌才出阳关、玉门关而入西域。如果我们把端线由“吐鲁番–敦煌”拉回到“长安–敦煌”，则甘肃全境由东徂西就都可覆盖于其中。脱离目前敦煌单点发展之状况，以点带线，整体拉开河西走廊甚至甘肃的文化格局，泾川、平凉、天水以及河西四郡可以整合成一篇大文章。不会像现在，泾川百里洞窟皆无人闻问。

扭转端线，实际上更意味着要调整方向。

过去谈敦煌，强调它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而且主要是西方或西域文化由此输入中原这一面。是西方向中原输血，提供养分。此等西方视角，固然可以大豁心胸，令人对过去不甚了解的中外交通史增益了不少知识。但汉文化西传，遍及敦煌与西域之声光，却完全被抹杀了。

敦煌石室是僧人开凿的，以此修行，其图画或雕塑自然以佛教内容为主。但就在这样的地方，儒道及相关文书却有大量遗存。一般佛寺里，儒书所存皆甚稀少，敦煌则很可观。以巴黎所藏为例，道教文献占了6.1%、儒家文献占4.5%、其他文书20%、纪年文献19.1%，合起来将近40%。其他地方虽无如此高的比例，然其量均高于如今内地一般寺院之儒道世俗文书，于此即可见当时汉文化影响之迹!

这些文书，虽有部份各族文字，毕竟仍以汉文为绝大多数。陈寅恪曾说：河西地区“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汉末年中原战乱、西晋永嘉之乱，中原百姓为避战祸，一向长江流域移民，一就向河西敦煌。所以这是汉晋儒家经学深厚的地区。

今存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毅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凡39种356件。多为唐以前的稀世写本。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均有。篆书在所有敦煌文献中，仅两页残纸，却均为儒家类文献，即P.3568和P.4702两件《篆书千字文》。此外还有大量蒙书、文抄、诗赋曲辞、应用文、律、令、格、式抄本，史书抄本，方志抄本，本草抄本，算书抄本等。另有许多摘抄本、略出本、节抄本和新集本，如《论语摘抄》、《励忠节钞》、《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孝经十八章》、《杂集时用要字》等。其中甚至还有藏文儒家类文献:P.T.986《尚书》，P.T.1287《史记》，P.T.1291《春秋后语》，5.T.724、P.T.992、P.T.1284《孔子项托相问书》，P.T.1283《兄弟礼仪问答》等，以及藏汉文字对照的P.3419《千字文》写本。此等文献，显示了敦煌汉式教育发达，科举盛行，家族礼法也颇讲究，故多有家训、家教、训蒙材料。而此种思想也影响到佛教，《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有五六十种。

目前敦煌学对儒道方面的关注，却远少于对西域文化、佛教，甚至低于回鹘、吐蕃、景教、摩尼教;粟特商人的重要性，简直要超过汉晋经学，这些，与当时汉文化在敦煌居主导地位之情况是极不相称的。

另据杨宪益《译馀偶拾》之考证，汉初封建制已传播至大夏王朝，大夏希腊王尤屠帝摩可能东进至疏勒一带，仿封建制，分封诸子;又仿郡县制，一县分为若干驿亭。汉初皇帝谥号上加孝字，在公元前一八七左右亦被西亚希腊王国诸王采用。可见汉文化西传仍有许多我们未及注意到的地方。

据我看，敦煌乃至西域的东西文化交流史，只能说是西来文化被融合收摄于汉文化的历史，整个大趋势当然是汉化。因此，汉文化之向西传播更值得我人关注，也才是当时之大潮流与真相。

所以那时商人、僧人、各民族普遍学汉语讲汉语，佛经也要说中国话。不像现在这样大家拼命学英文，连汉学会议和期刊亦以英文为主。

另以新疆回鹘佛经来说，我还发现它并不是由印度及中亚传入的，而是由汉译佛经或汉撰佛经(也就是伪经)译成回鹘文字。壁画及石窟形制，同样有由中亚式转为汉式之情况。

唯有我们注意这种汉文化发展史，平凉天水这些古代华夏文明创生区所生产的文化，经陇上与北方草原民族交融，再经敦煌而深入西域吐蕃、吐鲁番的历程，才能重新被世人所关切。

八、新时代的行动

这样的例子，我过去已举示过几百个，诸位不难引申发挥，举一反三。

但基本方向和方法即是如此。大家都不傻，过去只是被风气裹挟了，未意识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故随顺学科传统而动罢了。如今若得揭明，殆将如王阳明所说“太阳既出、浮翳尽去”矣!

如不调整，在这没有生机的路上继续耗着，则将如我文章开头所说，只是植物人式的存活状态。可能大部分人还觉得很滋润、很习惯，社会却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学界内部酝酿变革，蓄力亦久，若无回应，反对者必激化其对抗(前述各种西方伪史说、大湘西、大崑仑、大青藏大论述，已见端倪)，问题更得不到解决。所以我的建议，恐怕是真该参考的。

过去也有许多人做过类似的建议。如台湾早在1970年淡江大学即有“科学中文化”之倡议，1980年杨国枢等人又提倡“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后者也很快延伸到大陆，并形成四十年间中国化、本土化、全球化、个别与普遍等争议。比较文学界，则有颜元叔出版《民族主义文学》、李达三想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影响也一直延续至今。

但如今文学、哲学、社会及行为科学，事实上都还没本土化或中国化，而仍受困于争议。

像杨国枢先生，后来被我聘到我学校任教，他提倡中国化，却拒绝使用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的概念，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心理学”，而“心理学研究本国化(包括中国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割地自据的本国心理学，而是要建立更为健全的世界心理学”。态度跟全面用孔孟心性论为主轴来写《中国哲学史》的劳思光一模一样。

可见这个问题在他们心中还有无数纠结，而其实践，也仍没脱离西方话语，尚未建立起新的、足以与西方对话的话语体系。

我提倡的中国诠释学，所作的《文化符号学》等等，在此便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何况，时代毕竟不同了，新时机，显示了新的民气与时代呼唤，汉学研究的话语权回到中国、回到本来该有的样貌，是无可疑的。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行动。

无需等待。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