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世界汉语教育史、汉语国际传播战略。

摘  要

       语言接触理论是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中国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主要是在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中展开，但汉语在其传播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海外非汉语的接触。本文从语言接触理论的基本内容出发，初步探究了语言接触理论在汉语传播中的运用，认为无论是汉语传播的历史还是现状都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语言接触  汉语传播  语言变迁

       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过程是汉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与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接触的过程。汉语国际传播当然是文化的相遇与交流，但首先是语言的接触与交流。如何从语言接触的理论入手，展开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本文做一个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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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理论

       索绪尔（1916，参见高名凯译，2001）把与语言有关的因素区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认为语言的“外部要素”不触及“语言的内部结构”而予以排除。他说：“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索绪尔，1916，参见高名凯译，2001）语言是一个同质的结构，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内部稳定的系统和特点。这样，语言的外部因素被放在了一边，其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不太受关注。

       对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的认识始于 19 世纪。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语言接触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甚至要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同时，社会语言学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语言的外部要素成为历史语言学主要内容的一部分。如剑桥大学1977 年出版的《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作者为 Theodora Bynon）一书的上半部分讨论的是“语言发展的模式”（model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下半部分讨论的是“语言的接触”。1996 年英国学者R. L. Trask 出版的《历史语言学》中的一章题为“接触，语言的生和死”（Contact and Birth and Death of Language），讨论语言的接触。这说明语言的变化不仅仅在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即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

       语言接触是通过语言使用者来实现的，因此它和人群之间的互动有关。现在国内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大都在研究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汉语的变化影响最大的还有两次汉语与外部语言的接触也需要关注。一次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汉语的影响，一次是晚明后基督教传入对汉语发展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在佛经翻译中梵语对汉语的影响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而对基督教传入后，以罗曼语系为代表的其他语言对汉语影响的研究还显得不够，亟待深入展开。由此可以引出研究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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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

       历史语言学表明，在语言接触中大体有三个阶段：语言接触—语言影响—语言变化。罗曼语系所代表的西方语言系统在和汉语接触中对汉语的影响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从晚明到晚清，从民国到现在，历经四百年之久。学术界对此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汉语和罗曼语所代表的西方语言的接触对汉语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词汇。罗常培（1996）将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变化称为“借字”，他说：“所谓的‘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高名凯、史有为等上个世纪都有著作，但他们对近代以来的基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外来词研究不够。这些年马西尼、内田、沈国威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第二，语音。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这至今仍然是一个待开拓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像顾炎武、刘献廷等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音韵学上的研究和传教士音韵研究的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从王征、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后，汉语的注音系统开始逐步变化，到现在汉语拼音已经成为汉语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张卫东的研究很值得关注。

       第三，语法。汉语语法是传教士首先开始编撰的，从卫匡国到万济国，再到马若瑟，最后到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编撰，这成为西方汉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而直到 1898 年马建忠才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

       第四，词典编纂。中国自古有双语词典编纂的传统，在四夷馆中也有一系列这样的词典，如最近出版的刘迎胜整理的《回回杂字》，就是元代的波斯语与汉语的双语词典。但中文与罗曼语系统接触后所编纂的双语词典则起源于传教士，从利玛窦、罗明坚所编纂的《葡华词典》，到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所编纂的浩大的《英汉汉英词典》，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至今尚未有系统整理的学术文献。以上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由于传教士来华后，欧洲语言和中国语言接触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使我们看到，如果要弄清近代中国语言学史，近代以来基于中西文化交流基础上的语言接触的历史是一定要搞清楚的。这一段搞不清楚，我们无法说清中国近代语言学史。语言研究需要有历时的眼光，加强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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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变化中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在语言接触中语言发生变化，这一点已经得到承认。但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变化？就汉语来说，我们如何展开近代汉语中的这种语言变化的研究呢？如何在这样的研究中揭示出语言接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共时性研究，即研究一个时段的语言接触对汉语造成的影响，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没有对语言在每个特定时段的变化的研究，我们根本无法概括出中国近代语言的历时性的变化。因此，现在对基本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对重要文本的具体研究都是很重要的。

       但语言的变化既需要聚焦每一个特定的时段，更需要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语言接触过程中，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徐通锵（2008）根据拉波夫的观点提出语言的变化是“有序异质”，在有序和无序中逐步发生变化。现在的语言接触研究对 19 世纪以后西方语言对中国语言的影响研究比较深入，对晚明耶稣会来华后对中国语言的影响研究相对薄弱。实际上，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应该从晚明开始，从晚明到民国这三百多年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探讨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化影响的机制问题。“具体而言，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对语言的变化起到制约作用？不同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制约力如何？语言接触究竟是怎样导致语言变化的？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才可能解释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王新远、刘玉屏，2007）

       所以，语言接触的研究对研究近代中国语言学史是很重要的。例如，我们现在清楚了西方人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脉络，但这种外部因素是如何逐步进入中国内部的，从而形成了现在中国语言的研究，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一般认为亲属语言之间的影响比较大，非亲属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要小些，但笔者感到近代以来似乎非亲属语言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更大些。梵语是屈折型语言，罗曼语也是屈折型语言。而汉语是典型的孤立型语言 , 用虚词和语序而不是词尾屈折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但经过与梵语和罗曼语的接触，特别是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洗礼，汉语书面语已经相当的欧化。这些都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都要做对比语言学的研究。

       同样，近代以来的中西语言接触研究，对梳理近代以来的外来词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学术重建的今天，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界，成为当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方面。（刘笑敢，2007）而要真正搞清中国近代以来在外来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思想概念史，则必须从中西文化交流史入手，摸清中西语言接触的每一个环节。像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1996）所说的：“应该用古生物学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词义演变的‘累积基层’；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推究词义死亡、转变、新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①

       因此，对于近代中国语言的研究，应特别注意外部因素对汉语的影响。语言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所产生的变化，只是文化转型期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目前，在人文学科的历史、哲学研究中，梳理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的相遇与冲突，以及这种相遇与冲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已经是当下中国学术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语言学不应在这个大的文化潮流之外。

①罗常培在这本书中还说，这样的研究取材的范围不可再存雅俗的偏见，自经籍子史、词书、专集、语录、笔记、小说、戏曲、传奇，以至于民间谣谚，大众文艺都应广泛地搜集。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从经籍递推到大众口语，另一方面还得根据大众词汇逆溯到它们最初的来源：照这样就可以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联系起来了。”显然，从中西近代语言接触入手，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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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研究对国际汉语传播研究的意义

       第二语言习得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基础性理论，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是如何将教授者的母语传授给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它本质是一种外语教学，而所有外语教学“指的是教授语言和学习语言的科学，即揭示和探讨第二语言教学规律、教学原理的科学。（赵金銘，2005）”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国际汉语教育主要是把汉语作为外语传授给汉语学习者，因此国际汉语教育主要是揭示和探索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规律与特点。汉语本体的研究并不是其主要内容。

       但通过我们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的历史研究可以看出，当汉语作为外语被欧美学习者学习时，由于是一种语言的接触，学习者在学习中不仅仅学习目的语，而且还根据自己语言的传统对目的语进行研究，他们编纂的汉语语法书和词典集中体现了其汉语研究的成果。西方人在自己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西方语言和汉语的语言接触。这种语言接触所形成的结果是：外语学习的结果反哺目的语从而对目的语产生了影响，近代汉语语法、语音、词汇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往的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比较重视“语言迁移”研究。这类研究中，无论是“基础迁移”，即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还是“借用迁移”，即母语向第二语言的借用，研究者的重点都是在讨论学习者的母语对其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王建勤， 2006）但我们在中西语言接触的历史中发现，作为学习者也在深刻地影响着目的语，这是在以往的语言迁移研究中很少注意的。我们从事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推而广之，对世界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是为了使国际汉语教育这个学科建立一个学科历史。但现在发现，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基础，同时学科史的研究反过来又会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性理论提出问题。不仅构建了国际汉语教育史，同时还与汉语史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

       这样可以认识到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要从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认识外语教学研究中或者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关于外语教育和母语关系的基本观点，以及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与汉语本体的关系。

       第二，学习者和目的语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研究。以往总是认为学习者对其所学习的外语主要是学习，现在看来学习者不仅仅是被动地学习，同时他们也可以直接影响所要学习的目的语。

       第三，在中西语言接触的历史中，西方人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不仅仅是汉语的学习者，同时也成为汉语变迁的推动者。一个操双语的传教士，在学习和研究汉语时，面对着母语和汉语不同的语言系统，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将其母语系统的语法、词汇带到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和研究中。“如果第一语言中拥有一种第二语言所缺乏的形态区别，这种区别被带到第二语言中去。这就是将必要的变更（mutatis mutandis）对应于语音的潜在区别，正如先前描写的干扰对应于潜在区别一样。”（Jeffers & Lehist，2006）西方人学习汉语所形成的这些结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语言的发展。“自从 1898 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宣告中国语言进入‘现代’期以后，一百多年来，中国语言学发展始终处在西方语言学的笼罩之下，西方语言学刮什么风，中国语言学就下什么雨……。”（潘文国，2008）今天，我们要摆脱西方语言学对我们的束缚，开始自主地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从“字本位”出发的同时，也要系统梳理近四百年来西方人汉语学习和研究所形成的这个系统。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努力，才能完成中国语言学自身理论的重建。（徐通锵，2001、2008；潘文国，2002）

       由此，国际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新的学术意义。它成为揭开中国近代语言变迁秘密的关键，成为研究今天汉语本体的一个基础方面。这样，国际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从以往的只是应用于汉语母语，扩展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国际汉语教育，同时提高到汉语本体研究的高度。

       当然，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史，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学术意义：对西方语言观和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史的影响，这同样是一个尚未充分研究的领域，但属于另一个学术领域，这里不再展开。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对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做一个新的思考，推进中国学术界对汉语与西方语言接触的研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