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西平教授，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1996年创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现为国际 中国文化研究院)，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出版论著多种，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摘要：19世纪初，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核心人物雷慕沙也成为西方汉学最初的领军人物。从雷慕沙的汉语学习及其后的研究里可以看出，传教士汉学对其影响甚深，也反映出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过渡。中国典籍翻译是雷慕沙重要的学术成就，也形成了其后法兰西学院的汉学传统。

关键词：雷慕沙　专业汉学　中国典籍　翻译

       1814年11月26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决定设立一个汉学教授席位，年轻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担任了这个“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教授席位”（Chaire de langues et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席位的创立使汉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不仅是对法国汉学，而且对整个欧洲汉学都是一个关键性日子。对中国的研究列为大学学科，这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一次。”1837年俄罗斯喀山大学设立了汉语教席，1855年这一教席转到彼得堡，第一位教席是由瓦西里耶夫（Vasillii Vasil’ev，1818—1900）担任。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在马礼逊的促使下设立了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位置，基德（Rev. Samuel Kidd，1799—1834）作为首位汉学教授虽然合同仅为五年，但仍开创了英国专业汉学的历史。1876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汉学教席，第一位教授是来自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薛立赫（GustavSchlegtl，1840—1903）。1877年10月27日薛立赫正式就任，并以“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的讲演翻开了荷兰汉学的第一页。德国1877年在柏林新成立的东方语言学院中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汉语教席，但汉学研究教授的位置直到1909年才在汉堡大学设立。

       这样我们看到19世纪是欧洲专业汉学开始的世纪，这些首次走向大学讲堂的汉学教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向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化，这样中国典籍的翻译就成为他们首要的任务之一。由此翻开了中国典籍从传教士翻译向专业汉学家翻译的过渡阶段，期间的学术大本营就是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所。

一、雷慕沙与他的中国典籍翻译简目

       法国专业汉学的诞生与传教士汉学有着直接的联系。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关于中医的汉学著作激发了雷慕沙对中医研究的热情，卜弥格在《中国图说》中所公布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拉丁文翻译和逐字的注音，以及1670年《中国图说》书后所附录的第一部法汉辞典，都对雷慕沙学习汉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的博士论文直接选择了关于中医的题目《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Disserta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è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 1813）。雷慕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直接参考了卜弥格的《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在他担任法兰西汉学教授以前他又出版了《中医历史研究》（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etc.,Paris, 1813），雷慕沙的这些中医研究的成就为他以后创建法国专业汉学奠基了基础。1814年11月26日，“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教授席位”在法兰西学院设立，雷慕沙成为第一位教授，由此，“赋予了法国汉学一种成果丰富的推动，从而使汉学一举与其他官方学科结合在一起了。法国在这一方面已经较其近邻抢先一步了”。

       雷慕沙在汉语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习地位，他的《汉语启蒙》一书是继马若瑟之后，西方汉语史研究上最重要的著作。学术界将其评价为“第一部科学的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汉语语法的学术性著作”，也是整个19世纪汉学家们着手研究的初始教材。“这部语法的出版标志着汉语研究在法国正式建立”，“可称作第一部对汉语作逻辑综论及结构分析的著作”。

       从卜弥格到雷慕沙，欧洲早期汉学完成了它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转变。

       雷慕沙从未来过中国，他通过学习传教士所留下的学术遗产逐步进入了学术的殿堂，正如韩大伟所说的“法国汉学学派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国汉学家们是自学且在家研习的学问家。他们没有亲身感受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经历，却拥有文献学上的敏锐。他们首次发展了一套复杂的技术方法，不仅用于通过阅读使用文献，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文本传统之中批判地评估文献的价值及地位，并且大胆地提出独自的解释。这一直接有助于汉学研究尝试的技术方法更多来源于对古典学术成就和比较语文学方法的吸收，很少来自于对中国注释传统的借鉴”。

       在雷慕沙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是其重要的方面，据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1944）统计的雷慕沙作品目录来看，2000年前雷慕沙的已出版和再版的论文、专著、评论等共257部。从下面这个简要的书目中便可以看到他在中国典籍翻译上的贡献。

       （1）《汉文简要》（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Paris et Strasbourg Treuttel et Wurtz, 1811）。此书是雷慕沙作为汉学家的第一次学术亮相，在这部论文集中他介绍汉字的构造、六书、反切等知识，介绍他所掌握的中文书如《三才图会》《书经》《说文解字》《易经》《礼记》等，最后附有一个详细的索引表。这本书看起来是汉语知识的介绍，但涉及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大量翻译。

       （2）《格勒诺布尔图书馆古董室藏玉牌汉文、满文刻字释义》（“Explication d’une inscription en chinois et en mandchou”, extrait du Journal du département de l’Isère, no. 6 de 1812）。在文中，他除了翻译刻字的意思外还猜测这块玉牌属于乾隆皇帝的某个妃子，并解释了原因。此文使年轻的雷慕沙被格勒诺布尔文学院聘为院士。

       （3）《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Dissertat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è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 Paris: Didot Junioris, 1813）。这是他在Faculté de France 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他的关于中医研究的著作对于中医在西方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论文中他大量使用了卜弥格的研究和翻译成果。

       （4）《汉语字典计划》（Pla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 avec des notices de plusieurs dictionnaires chinois manuscrits, et des réflexions sur les travaux exécutés jusqu’à ce jour par les Européens, pour faciliter l’étud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is Pillet, Imprimeur-Libraire, 1814）。雷慕沙首先介绍了欧洲关于汉语的著作、传教士和学者，赞扬了叶尊孝的《汉字西译》，然后他描述了一个宏大汉语词典计划：首先从汉语字典如《康熙字典》和《正字通》中挑出三四万汉字，参考《海篇》给出异体字，按法语发音规则标出官话和方言的发音，然后加上同义词和反义词；每个汉字至少要有一个中文和法文双语例子。雷慕沙承认这样一部巨著用一辈子时间都无法完成，编者需要遍读所有中国古籍。该文为后来人进一步研究西方汉语字典编纂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线索，也更加确立了他在欧洲汉学界的地位，尽管这只是个辞典编撰的计划，但文中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古代典籍介绍。

       （5）《汉、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课程计划，前附第一次课前演讲》（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 précédé d’un discours prononcé à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ce cours, de 16 janvier 1815, Paris: Chez Charles, 1815）。这是雷慕沙在第一次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上发表的充满激情的演讲，在讲演中他介绍了汉语在欧洲的情况，批评欧洲人对汉语的漠视和偏见。在讲演中介绍了汉语学习的课程计划，课程内容包括《大秦景教碑》研读、孔子作品研读等，这实际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介绍。

       （6）《玉娇梨》（Lǔ-Kiao-li, ou les Deux Consines, 4 Tomes, Paris: Moutardier, Libraire, 1826）。在雷慕沙翻译的《玉娇梨》中，绪论部分对中国小说和欧洲小说进行了对比。这是西方汉学界第一次对中国的通俗文学的翻译。此书一经推出便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引起反响，整个巴黎的沙龙都在讨论这部小说，司汤达、歌德都是这个译本的读者。1827年此译本被译为英文，立刻轰动了英国，英国文人被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所震撼。雷慕沙之前，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不受18世纪传教士重视。而雷慕沙对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的翻译，打破了传教士汉学的传统，将中国世俗文学引入欧洲人视野，法国汉学界对中国俗文学译介与研究进入自觉阶段。

       （7）《旭烈兀穿过鞑靼的远征》（“Relation de L’expédition d’Hou langou au travers dela Tartaire”），这是他对蒙元史的研究，内容译自中文，载《新亚洲论集》第1册，第171页。

       （8） 《关于西藏和布哈拉的一些人》（“Sur quelques peoples du Tibetetde la Boukharie”），译自马端临《文献通考 · 条支》，载《新亚洲论集》第1册，第186页。

       （9） 《佛国记：法显于公元4世纪末的鞑靼地区、阿富汗和印度旅行》（Foě-kouě-ki,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Paris: Imp. Roy., 1836）。这是雷慕沙的遗作，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当时，梵文和巴利文已经开始被欧洲人慢慢地解读，但是佛教研究还几乎没有人涉及。可以说雷慕沙的这部译著和他对佛教研究，开创了欧洲佛教研究的先河。戴密微评价道：“该译本附有内容丰富的考证，而且如果考虑到其时代、从事研究的工具书之匮缺以及当时西方对佛教几乎一无所知的状况，那么这部译著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此外，在此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古代印度乃至整个亚洲的历史、地理的汉文资料。对于亚洲历史、地理方面，雷慕沙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并发表了很多文章，这种从多学科、多国家角度研究中国和亚洲是当时法国汉学学派的倾向。

       （10）《太上感应篇》（Le livre des récompenses rt des peines）译自中文，加注释，发表于1816年。这是继耶稣会士刘应后对道教重要文献的翻译。

       （11）《中庸》（L’invariable milieu）编译，1817年；此译本译自满语，参考了传教士的拉丁文译本，有拉丁文、法文注释，前言对《四书》进行了简介。雷慕沙在《汉语启蒙》前言中提到，它是欧洲第一次用汉语出版的书。在《汉语启蒙》后附有此书的汉字表，作为字典方便查阅，此书也是雷慕沙在汉语教学中极力推荐的阅读和翻译练习材料之一。

       （12）《真腊风土记》（Description du Royaume de Camboge, par un voyageur Chinois qui aa vistiè cettree alafin du XIIIe siècle, Paris: Impr. de J. Smith），1819年；《真腊风土记》是一部介绍位于柬埔寨地区的古国真腊历史、文化的中国古籍，为元代人周达观所著。雷慕沙是第一个将此书译为法文的人，此后伯希和进行了重译，此书成为西方汉学界了解东南亚历史的重要史料。

       （13）《鞑靼语研究，或满语、蒙语、维吾尔语与藏语语法与文学研究，第一卷》（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ou Mémoires sur la grammaire et la littérature des Mandchous, des Mongols, des Ouïgours et des Tibétains, Paris: Imp. Roy., 1820, tome Ier［ le seul publié］）。雷慕沙1811年开始学习满语，九年后出版了这本书，这是雷慕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第二卷一直没有出版，据说未完成的手稿在雷慕沙去世后被发现。“《汉语启蒙》和《鞑靼语研究》是现代汉学的奠基之作”，在此书之后，鲜有汉学家甚至中国学者能掌握如此多的东方语言。此书不但显示了雷慕沙语言天赋和研究的功力，更体现他作为专业汉学家的研究思维：不局限于中国地区和汉语言文化，而是扩大视野，将整个亚洲视作整体来研究。“凭借这本书，他成为对蒙古语、满语、藏语等语系与语族进行分类和语法分析的第一位西方学者。”

       （14）《于阗史—古玉研究系列》（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othan suivie de recherché sur la pierrede Yu et le jaspe des anciens, Paris, 1822）。这是他在《古今图书集成边夷典》中找到于阗历史的记载，并将其译为法文，文章后附有一篇玉石研究。这是典型的雷慕沙风格，即通过翻译中文资料，运用地理、历史、自然等学科知识全方位研究中国及周边地区。雷慕沙的此类著作数量不少，如对中古陨石、火山的研究，对西藏原始部落的研究等。

       （15）《老子生平与观点研究》（Mémoire sur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Laotseu, Paris: Imp. Roy., 1823）。在这篇论文中，他还翻译了《道德经》的一些篇章，文中雷慕沙通过对老子思想的分析，大胆猜测老子来过西方并影响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人，这自然是无法求证的，实际上在这里他是做了一个比较哲学的研究。文章还翻译了《道德经》的一些篇章，根据这篇论文，雷慕沙的学生鲍狄埃和儒莲完整地翻译了《道德经》。

       （16）《基督教王公：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外交关系研究》（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et particulièrement des rois de France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 Paris: Imp. Roy., 1824）。此论文后附鞑靼王子信札与外交文献，并附有两封蒙古大汗自波斯寄给法王菲利浦四世的信。以后伯希和沿着雷慕沙的这个思路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雷慕沙对中西交通史很感兴趣，关于此领域他也有不少著述。

       （17）《亚洲杂纂，或亚洲民族的宗教、科学、风俗、历史与地理研究选编》（Mé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Paris, 1825）。这是雷慕沙五卷本的文集，包括两卷本的《亚洲杂纂》、两卷本《新亚洲杂纂》和一卷《东方历史与文学遗稿集》。《亚洲杂纂》和《新亚洲杂纂》收录了自1811 年以来雷慕沙在众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一些单独出版的书的节选，包括他翻译的《论语》《大学》《中庸》《书经》等重要古典文化经典的内容，基本涵盖了雷慕沙所有的研究成果。《亚洲杂纂》主要收录的是文字、语言、翻译、文学方面的论文。

       （18）《新亚洲杂纂，或亚洲民族的宗教、科学、风俗、历史与地理研究选编》（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Paris, 1829, 2 vols. in-8°）。第一卷主要是历史方面的论文，第二卷是中国清朝皇帝、蒙古王子、哲学家、赴华传教士、汉学家等36人的传记，提供了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

二、 雷慕沙的翻译成就

       雷慕沙一生著作等身，从这个简要的书目中可以看出他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上所下的气力和所取得的成就，他在翻译上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他是19 世纪西方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最早推动者。1815年1月16日开始在法兰西学院开课，此时他使用的汉语教材主要是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P.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 mare, 1666—1736）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马若瑟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例句放入语法书中，雷慕沙受其影响，在他编写的《汉语启蒙》 一书中也收入了不少中国典籍的例句，这实际开始了19世纪中国典籍西译的第一步。19世纪在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上的成就远远超过18世纪，而这个起点则是雷慕沙。

       第二，他首次翻译了中国佛教典籍文献。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典籍的翻译上是很勤奋的，但受其传教立场的影响，他们在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上存在着局限性。这和他们的宗教立场有关，因为来华耶稣会士遵循的是利玛窦的“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这样他们对佛教评价不高，也基本上没有翻译关于中国佛教的典籍。而雷慕沙的《佛国记》应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篇关于佛教典籍的翻译。

       第三，他更加关注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长期以来，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典文学是没有兴趣的，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哲学和宗教上。法国耶稣会士入华后情况有所改变，马若瑟翻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殷弘绪翻译了《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恨仆告主》和《六月雪》四部小说。但总体上对文学的兴趣仍比不上他们对宗教，乃至对中国科学的兴趣。作为上帝的臣民，他们远离世俗生活，很自然对这些才子佳人、缠绵婉转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但雷慕沙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没有传教士的这些心态和限制，自然对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和内心精神世界比较关心。这就是译介学所说的翻译主体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当然，对雷慕沙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翻译文本的选择，雷慕沙作为一个汉学家，他实际上从学术的角度揭示出了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典籍上的这些缺陷与后果，他说：“传教士有较多机会到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张扬外露的活动中去观察中国人。但他们很少有机会深入到他们的内心生活中去，很少有机会参与他们的家庭事务，而且他们勉强隐约看到的只不过半数左右的民众。”而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弱点、爱好、道德习性甚至社会语言，这就是中国作品——中国小说、中国戏剧最常见的主题”。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法国的小说一样，对生活的细节有深入的描写，充满了感人之处，他说“我是在第一次翻阅某些中国小说时感受到的：我每读一页，内心所感受到的喜悦之情也就随之变得更加强烈……”。正因此，他所翻译的《玉娇梨》开启了19 世纪中国古代小说西传的历程。

       第四，雷慕沙的《汉语启蒙》对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贡献。《汉语启蒙》是雷慕沙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书不仅在西方汉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它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最好的介绍。因为，雷慕沙的《汉语启蒙》语言材料主要来自来华传教士前期的研究，因此这本书汇集了来华传教士所翻译的大量中国历史文献的内容。

图1 雷慕沙 · 让 · 皮埃尔 · 亚伯：《 汉语启蒙》（1822），书影

        由此，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介绍上，雷慕沙的《汉语启蒙》一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在研究中国语言时，书中提供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例句。例如，“学而时习之”“家齐而后治国”“王往而征之”“王何必曰利”等，这种做法继承了马若瑟《汉语札记》的特点，《汉语札记》中有1万多条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经典句子，雷慕沙在数量上还达不到马若瑟的程度。雷慕沙所引的这些例句大都来自《诗经》《书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孝经》《礼记》《道德经》《左传》《史记》《字彚》《康熙字典》《孔安国》《淮南子》《金瓶梅》《玉娇梨》《好逑传》等。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也可以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读本来看。

图2　雷慕沙 · 让 · 皮埃尔 · 亚伯：《 汉语启蒙》（1822），书影

       雷慕沙较早地总结了自己翻译中国典籍，特别是翻译中国古代小说的经验和体会，这对我们系统研究中国典籍外译的特点与规律是十分重要的，这点我们在之后的研究中还会专门谈到。

雷慕沙对中国典籍的翻译的学术传统被他的后继者继承了下来，19世纪凡是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汉学教授的汉学家都在中国典籍的翻译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