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元文化的并存

　　目前，人类正在面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这就是全球化。学者们一致认为，全球化与以邻为伴、共同繁荣、建设一个“和谐世界”都是分不开的。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很多学者提到不同文明和相同文明的话题。各种文明冲突与融合问题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兴趣，已成为各国学者的热门课题。根据学者们的结论，人类将来将会被分成好几个比较大型的文明，这些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将会确定未来世界的面貌。

　　其中，我们提到儒家文化，就联想起中华传统文化；当我们谈起中华文化，又会自然地联想起孔子和儒家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现代中国人仍然深受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次来自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翻译家欢聚一堂，共同商讨的“解读中国故事”的主题，也可以说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根源于儒家文化。

　　这种情况下，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了解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当代文化，都是极为重要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合。文化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和信仰习惯等，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文化是知识的总合，是人们用于理解和叙述事物的模式。文化就是历史的载体。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在世界各国正式出版物中，达160种之多，有的学者认为有250 种。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复杂的现象。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而且是在发展历程中从未出现过断层的文化。另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的研究，近六千年来，世界上出现过26个人类文明形态，其中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长期连续发展而未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该说》第7页)。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高潮，文化的开放和交流势不可挡。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一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当今世界已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将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加深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一种重要方式。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意义很大。

　　中国主席习近平先生今年3月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就文明对话发表演讲，强调：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多元文化的翻译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如何解读中国故事？如何把中国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其中的文化底蕴用本语种读者能够读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呢？

　　翻译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文化已成为翻译中的不可或缺的话题，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过程中，除了语言障碍之外，深层的原因则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是文化差异的投影，它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深层文化底蕴。因此，学者们纷纷指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能跨越语言障碍，而且能逾越文化鸿沟。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的翻译也就是文化的翻译。由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常常有意无意造成许多误译。总习惯以自己本国文化价值观去理解对象国文化价值观，忽视二者之间的差异，这是造成误译的一个主要原因。

　　文化翻译学是语言学、文化学、文化语言学、翻译学、哲学、美学等多门科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科学。1813年，德国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

　　1768-1843) 在《论翻译的反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他虽然描述了翻译的两种方法，但是未提到什么名称。

　　1990年，英国华威大学 (Warwick University) 教授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在她的著作中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从而确定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取向。她在书中精辟地论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二者相互作用，使彼此的生命延续不断。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异化法”和“归化法”这个名称。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转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转达原文的内容。从这个界定来看，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直译与意译是文学翻译的方法，异化与归化是翻译的策略。归化与异化是在翻译界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两种对立意见。

　　从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出发，举一个例子，讲一讲如何准确转达出原文文化内涵的问题。

　　《牛郎与织女》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一。传说古代有一个勤劳、善良的放牛郎，日子过得十分清贫。有一天在老牛的帮助下，牛郎结识了从天上思凡下界的仙女---织女。织女爱上了放牛郎，两人结为夫妻。他们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过得非常幸福。

　　不料织女下凡的事激怒了天神，王母命令织女返回天宫。织女尽管万般不舍，也不得不离开牛郎和自己的孩子，腾云而去。牛郎舍不得妻子，带上两个孩子，在老牛的帮助下，追赶而去。王母无法阻拦他们，就拔下头上的金簪在脚下一划，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便出现了。从此牛郎和织女只能站在银河的两端，遥遥相望。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会有成千上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架起一座长长的鹊桥，让牛郎织女一家团聚，共叙相思。七月初七也可以说是东方人的情人节。

　　以上所说的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是中华民间故事，其中的“银河”，“天河”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图式。那么西方人怎么理解呢？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则不称作“银河”、“天河”，而称作“仙奶路”、“奶路(Milky Way)”。在西方，“仙奶路”，“奶路”与希腊神话有着密切关系。古希腊人认为它就是众神聚居的奥林帕斯山通往大地的“路”。西方人在看到“Milky way”时，他们的文化图式中可能会出现“赫拉的乳汁”、“奶路”、“通往宙斯宫殿的乳白色的道路”等等。那么蒙古人怎么命名呢？我们蒙古人不叫“银河”、“天河”，或者“奶路”、“仙奶路”，而称作“天缝(接合处)”。蒙古人的这种命名、这种认知也根源于蒙古民间故事，根源于蒙古民族文化。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银河”、西方的“奶路”、蒙古的“天缝”是由无数小小的恒星系和星云组成的天体系统。

　　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认知结构中的文化图式也不同。这是译事之难之一。翻译是不可将本民族文化取代异国的文化的。如果我们以“奶路”或者“天缝”来译中国的“银河”，这就意味着我们以本民族文化替换了中国文化，“银河”所产生的关于中国牛郎和织女神话故事的联想和有关文化就消失殆尽了。保留原文中文化内涵，可以说是译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绿林好汉”是在中国文学中常见的一个成语。在蒙古文学中也有“深山好汉”。“绿林好汉”，“深山好汉”都包含着不同民族的独特文化因素。如果我们忽视文化内涵，只向目的语读者靠拢，译者以“深山好汉”来译“绿林好汉”，这也意味着译者以蒙古文化替换了中国文化，与“绿林好汉”有关的中国故事及相关的意象则消失了。

　　总的来说，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翻译者既要有双语能力，也要有双文化能力。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文化差异，向读者提供一个尽可能符合原著精神的文学译本。

　　其米德策耶(Menerel  Chimedtseye)

　　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曾在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进修，语言文学博士。曾在蒙古国家新闻广播与电视委员会任职，现任蒙古国立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蒙方院长，蒙古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曾获国家翻译最高奖“金羽毛”奖，世界孔子学院先进个人奖等。翻译了《中文典籍译丛》中的《论语》、《孙子兵法》、《大学》、《中庸》，翻译了《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中冰心的《原来的和尚……》，张洁的《最后高度》，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哦，香雪》、《火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