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

● 摘要：本文试图站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语境下，思考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引发的翻译与传播问题，包括翻译指向、文化冲突、地方对接与现实困境等。

●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文化 翻译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的翻译和传播。这是一个非常空泛的题目，但我并不打算就这么抽象地去论述。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言说都与自己的身份有关，更与言说者在言说时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有关。而人，都有多重身份。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想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今天众多与会者的三个身份：第一，外语人，在大学里当英语教师，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第二，文学人或者说是文化人，是主要从事研究文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学者；第三，留过洋的人，是有过海外经历的人。这三种身份，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同于他人的观察世界、看待事物的视角。今天，我就想从这三个视角出发，跟大家分享我对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未来的认识的三个观点。

首先，让我从外语人谈起。外语人有个特点，爱挑毛病，爱挑日常生活中各种英语翻译的毛病。这个毛病，在我身上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但我以为，除了非常低级的错误之外，从这些翻译的问题中所展现出来的绝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换句话说，外语真的不是单纯外语的事情。

2017年9月，我参加了河南省嵩山论坛，并应邀在一个分会场上做了主旨报告。那次嵩山论坛的主题为“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我注意到，他们所使用的英文是“Dialoguebetween Chinese and（other）World Civilizations”。我们暂不去考虑汉语的表达，仅看翻译的问题。说Chinese就是“华夏”，这是有问题的，两者并不对应。在英语词典中，有一个与“华夏”比较对应的单词“Cathay”。那么，这个词能不能用呢？这也有问题。当然，这样的翻译是困难的，因为这里牵涉到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一带一路”的翻译问题，就曾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一带一路”的构想刚刚提出来的时候，汉语用的是“一带一路”战略，那个时候基本上对应的是The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当时我们外交部翻译官使用的都是这种译法。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是近代中国以来第一次提出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国际性战略构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国在制定游戏规则。因此，像这样的观念如何推向世界，如何让世界理解并接受，翻译就变得非常重要。后来在国家层面上发现，“The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这种提法，被他人接受的不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好，甚至也有抵触，因为，既然是你的战略（strategy），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甚至我应该感到威胁才对啊！到后来，2016年7月，新华社在“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最新修订版）”中，明确提出要求“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而使用‘一带一路’倡议”。后来，对于这个翻译，外语界、翻译界的同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经国家批准通过的是“B&R”，即the Belt and Road In itiatives，也可以直接写为：The Belt and Road In itiative。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主要以文化输入为主，这其中主要是以翻译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为主，有学者称之为“译过来”——即把他国的东西翻译为中文。但近五年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译过去”——即把中国的东西翻译为外文的时代。想想前不久中印争端解决后，两国在关于“撤军”这一英文用词上的不同使用与不同阐释，就不难明白外语的重要性。没有良好的外语运用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对外交往中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候甚至无法争取到应有的权益。

所以，作为外语人，今天我想表达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一带一路，外语先行。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要重视外语，在地方层面上，甚至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应同样重视外语。

其次，作为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擅长的是解读故事和阐释文化。今天要谈论的是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翻译学路径问题，那么就集中谈论文化的翻译和传播。当今全球化时代，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不仅走出了国门，中国文化也在走出国门。今天，我们的孔子学院已经遍布全世界。记得我们过去在谈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是文化帝国主义或者文化殖民主义”。今天，我们很多人大概没有想到，我们的孔子学院也会被一些国家的人们视为来自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或者文化殖民主义。

对于过去的历史，在此不做评判，只看当下。近几年来，人们经常使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说法，我感到这是很奇怪的一种说法，仿佛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其封闭的系统，仿佛中国还在改革开放之前；如果你再问，要走向哪里？回答一般是走向世界。这种说法也有问题，仿佛中国不在世界之中。我不是在咬文嚼字，而是想表达一个观念，不同文化之间虽然有对立，但也有交流、融合的可能。而且，文化与文化之间，意在沟通，重在理解，即目的和核心在于理解。如果他人能够接受，那自然是上佳的结果，但在文明与文化之间，彼此理解并和谐共存更为重要。

无论是我们的孔子学院还是我们多年来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依旧还有更大的空间。据我所知，一些孔子学院和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时，大都还停留在学学汉语、写写书法、教教剪纸、练练武术或太极，然后就是包饺子。其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哪里只有这些啊！以河南登封少林寺为例，虽然世人都知道“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但它首先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登封的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显著地位。我想，这样的例子，在河南可以说不胜枚举，在中国各地更是漫山遍野。从普遍的意义上说，仅以我所理解的文学艺术而言，中国的京剧、豫剧等优秀的戏剧表达形式，还远未被他人广泛了解与理解。中国的文学是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逐渐为人所知。其实，中国还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家，只不过世界了解有限。就文化而言，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还远未让他人理解，比如中国的“家文化”，我们常提到的《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什么一定要依次而为呢？这些，都是需要传播才能真正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因此，作为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我想表达的第二个主要观点就是：文化传播，重在理解。

最后，留过洋的人应该可以想象我们的文化在抵达国外时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既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表现和检验我们学术视野的机会。能否看到这些未来可能在传播中预见的问题，其实也是考验我们学术水平的时候。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度——古老而传统。那么，对于这样的传统文明和古老文化，我们在对外交流中，应该注重求变创新。我指的是如何通过求变创新的理念与手段，使它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被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和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甚至被接受。为此，我想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尽力去除刻板形象。中国的历史遗迹，大都庄严肃穆，甚至有些令人畏惧，越是古老的城市这个特点也越明显。当然，这是由其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但如何去除其刻板印象，也是我们在宣传自我、让他人有更多了解时需要认真思考的。其实，我们不应忘记，在那些严肃甚至严酷的历史背后，有的是鲜活的人和富有色彩的故事，那都是我们的前人和祖辈的故事。他们一定有着自己那个时代的丰富生活，把这样的故事挖掘出来，哪怕是个悲惨的故事，可能要比那树立百年甚至千年而无言的城门楼宇鲜活得多。

第二，求变出新，推动文明前行。文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文明也会因变化而被新一代的人所接受和传承。过去，是历史上的今天。今天，也将成为未来的历史。我们不必把昨天的历史、传统的文明看成铁板一块。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智慧对此作出了贡献。今天，我们也应该用自己的智慧去丰富它的内容，并且让它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文明进行交流与融合。只有这样，这些文化遗产才不至于仅仅被当作文物而被安置在历史的博物馆，也才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继承和发扬。

因此，我想表达的第三个主要观点就是：古老文明，求变出新。

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曾于2010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即“教育若只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那就意味着忽视了那种要提高人的阐释能力的重要性。它无视了一个事实：我们都是阐释者……有些事情并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和意义何在的问题”。她评论的是高等教育，但我以为，用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路径也非常适当。

我想借用她这句话表达我的一个观念：在中国，特别是在像北京、河南、陕西这样遍地都是传统文明遗迹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都是“事实”——那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一段的历史——这些都是“facts”。当我们要让这样的文化在世界上旅行起来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阐释他们，如何去告知世界该怎样理解他们，他们本身又具有怎样的内涵与意义。

为此，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都要力争当好这个阐释者。未来，任重而道远。

【注】文章原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