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晓辉、郑延国（以下简称“柳、郑”）：钱老师，您好！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提出了语言哲学翻译理论这一理念，不知依据何在？

      钱冠连（以下简称“钱”）：根据语言学家塔尔斯基（Tarski）的真（值）语义理论（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我认为语言哲学很可能是翻译理论的源头之一 ( 钱冠连，《后语言哲学之路》185-188)。于是我提出了语言哲学翻译论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翻译是工具性语言的扩展。换言之，翻译是将一种语言内的解释关系扩展到不同语言文化间的解释关系中去，或者说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对对象性语言的解释，语言哲学翻译论便由此而来。

钱冠连，《后语言哲学之路》185-188      

柳、郑：语言哲学翻译论的提出，不失为一种创新。这种翻译理论尚不知与严复的“信达雅”以及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等值”说法有何关系？

      钱：语言哲学翻译论通过对塔尔斯基提出的满意的真之理论进行部分改造，使该理论所符合的两个条件，即“实值上充分”和“形式上正确”，最终形成真之语义理论中的“真”。真之语义理论的初衷何在？何以西方哲学家要反复抠住一个判断的为真或为假？一个句子（Snow is white）本身并无真假可言，但是，当你把它与经验事实（或外部世界）一对照，才有真、假可言。什么东西（对象、个体）是白的？雪的颜色为黑吗？这两项中错一项，snow与white的词意确定不下来，听者懵懵懂懂，不知所云。请看， 只有将一个statement与经验世界或客观世界对照，才能确定句子的真假。但确定句子真假不是目的，其意在，当且仅当为真的句子里之词语才有资格与世界某一物（对象） 挂钩，此时此境，词语的意义，如snow，is，white和Snow is white，才能被人确知（certainly know）。此时，意义和指称研究出场了（为许多语言学学科和翻译理论提供了源头）。依赖为真的意义这一条路径（还有别的路径），是为了确知词语意义和指称是否准确地搞清某一对象（object）存在于世的状态 —— 这便是西哲魂牵梦绕的东西。所以意义与指称成为西语哲的核心内容。倒过来说，正是搞清词语意义和指称需要建立真之语义理论（不是唯一的路径）。这个“倒过来说”真伟大！是它及无数个“倒过来说”推动了西哲研究的语言性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样一来，这个“真”与信达雅中的“信”、等值论中的“等值”，不仅工同，而且连曲也是同的。“信”与“等值”实质上体现了真之主流。由此可见，真、信、等值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印证”的关系。

      柳、郑：真、信、等值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印证”关系的解释，的确令人信服。如果译文能够保持原文的“真”，那就太理想不过了。和“信”、“等值”的情形一样，所谓“真”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将人称代词 “I” 换作了“赫胥黎”三字；尽管这一译法已为世人所接受，但毕竟已经失“真”。可见，在翻译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译者追求的往往是工具性语言与对象性语言的不对等。因此，“真”只能在目的语中得到局部的保证，而不可能做到“实值上充分”。

      钱：你们的说法，我完全同意。

      柳、郑：语言哲学翻译论对语言哲学与翻译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打通，使语言哲学似可成为翻译理论的一处源头的理念得以证实。您的这一理念体现了翻译理论的活力与价值。

      钱：其实，人们凭借翻译这个平台不仅可以探索别的领域问题（如语言哲学问题），而且可以揭示别的领域问题，甚至可以使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打通，对彼此的“智慧”进行有益的交流。

      柳、郑：您曾多次议及“文化共核”（钱冠连，从文化共核看翻译等值论 13-14）。尚不知这一概念具体何所指？

      钱：在人类社会中，各种文化特征相覆盖的部分即是文化共核。文化共核有其生成的生理基础。如人们在赞许和高兴的状态下说话时，总是伴以笑脸；在训斥和沮丧的情形下说话时，往往呈现出严肃和忧郁的表情。这些人类共有的声色无疑显示了文化共核生成的生理基础。文化共核亦有其生成的心理基础。如人们一般倾向于避免敌对， 追求和谐；反对野蛮和倒退，主张文明和进步。这些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向往无疑凸显了文化共核生成的心理基础。

      柳、郑：文化共核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进行处理呢？

      钱：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特征形成的文化共核作用于翻译时，将产生两种调节。其一曰正调节。当目的语与源语在用词、线性搭配、修辞手段、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习惯等方面相一致时，文化共核可以为译者提供便利，从而使目的语与源语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等值，或者令目的语与源语在语言层面上向最大限度的等值靠近。

      其二曰负调节。当目的语与源语在用词、线性搭配、修辞手段、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习惯诸方面相抵牾时，为了使交际成功，文化共核便退往一旁，让目的语文化模式取代源语文化模式，从而在接受者那里产生有限度的等值，但同时亦使源语在语言交际层面留下了文化亏损的遗憾。如将“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成“一贫如洗”， 将“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译成“I only know the most basic moves”。译语无疑在效果上与源语产生了一定的等值，使交际顺利，然则源语中那种充满情趣的西方教会文化形象与中国象棋文化神采却荡然无存了。

      柳、郑：正调节无疑有助于使翻译目的语与源语在语言层面上达到向最大限度的等值，而负调节的结果不免令人遗憾了。

      钱：应当看到，文化共核作用于翻译而产生的正调节以及负调节中的有限度等值完全能够对翻译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引导并促使人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将翻译的目标和过程变得更为科学、实用和完美。至于负调节中的另一种情形即目的语与源语不可能在语言层面上形成等值亦同样可以产生一种提示，即提示人们不要为了避免文化亏损而强求一一等值。换言之，人们不必追求无解的东西；承认无解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解。

      柳、郑：您曾经提出过在翻译实践中有语境、附着的符合束、智力等三个干涉。请您先谈谈如何处理翻译中的“语境干涉”。

      钱：所谓语境干涉，系指语言背景（上下文、上下语）和非语言背景（自然物、社会文化背景）对话语意义的影响。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对话中无疑存在着一种语境的干涉。如果没有语境，吴妈便无法知道阿Q此话是从何说起。事实是阿Q曾在小镇上被小尼姑咒为“断子绝孙”，从此他便开始想女人。而谈话发生的当晚，吴妈在闲聊中谈起了老爷要买的一个小的，这无疑引起了阿Q的冲动。

      对于语境干涉的翻译，译者必须自然且充分地借助原作中的语境，从而给目的语读者带来享受这种语境的方便，断不能节外生枝，另辟蹊径。

      如杨宪益、戴乃迭伉俪英译的《阿Ｑ正传》，便明显地具有这种特点。如他们以直译或曰异化的方法将上述对话英译为：

      “Our young mistress…” Amah Wu chattered on.

      “Sleep with me ! ” Ah Q suddenly rushed forward and threw himself at her feet.

      柳、郑：显而易见，杨戴的译文比较成功地处置了语境干涉。那么，翻译中的“附着的符合束干涉”又如何处置呢？

      钱：所谓附着符号束干涉，系指伴随物、面相身势、声气息等三项干涉。伴随物不是语境中的自然物体，而是说话人正在运用中的或者自觉地准备着参与谈话的东西。对方其所以能明白说话人的意思，正是依仗这些伴随物的参与或曰干涉。

      如《阿Q正传》中的：

      天色将黑，……（阿Q）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 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例中的伴随物是“满把的银钱和铜钱”。一向靠赊欠，因而被未庄小酒肆与未庄人瞧不起的草根人物这次居然能神气十足地吆喝着打酒，就因为手上有了银的和铜的硬通货。此时银钱和铜钱不再是其本身，而是成了阿Q抬高自己的象征。

      面相身势与声气息干预的情形亦复如此。两者都具有传达意向含义的基本功能， 且都是言语的生命意识与现象。不妨仍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

      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例中的面相身势“瞪着眼睛”无疑是对骂人语“你算什么东西”的参与或曰干涉。再举一例：

      “ 啊呀！” 吴妈愣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例中的声气息现象如“大叫”、“嚷”、“带哭”同样也是对吴妈惊愕心理的参与或曰干涉。

      对于上述附着符号束（伴随物、面相声势、声气息）干涉的翻译，译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干涉在源文本创作之初就已经体现，作为源本衍生物的译本只需按照源本的面貌忠实地再现其干涉即可，而不必别出心裁地对其另作创造（不排除有前提的点滴改造）。

      柳、郑：翻译中，译者如果能够细致地处理由伴随物、面相身势、声气息等三项干涉构成的附着符号束干涉，译文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那么，翻译中的“智力干涉”又如何处置呢？

      钱：所谓智力干涉，系指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对世界的认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断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意义的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亦可称之为“合适感觉”的选择过程。《阿Q正传》中亦能找出这样的例子：

      地保进来了。

      “ 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

      听话人阿Q对地保话语含义的理解过程为：造反，该罚；害得地保晚上睡不成觉，也该罚；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有了“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的下文。

      对于智力干涉的翻译，情形或许要繁复一些。首先是译者对话语的理解需要智力推理或曰干涉。如处理得当，译本便会体现相应的准确与流畅；反之，就难免出现暴力交流（violent communication），造成译本“千疮百孔”。其次是译本读者的智力推理或曰干涉，但这是读者自身的事情。其完全可以调动自身事理逻辑的智力，凭借自身的知识结构或图式对译本进行“合适感觉”的选择，或产生共鸣，或出现抵触，这都是译者无法把握或预料的。

      柳、郑：您还提到，在我国外语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存在着两种“翻译”教学与研究。尚不知具体何所指？

      钱：第一种，指作为两语互译技术的翻译教学与研究。我以为，翻译方法与技巧 , 是实践之知，不但为了真理本身，还要提高翻译技术。它是应用之学，属于术。第二种， 作为哲学的翻译教学与研究，有如下两种情形：（1）翻译是 ( 西方 ) 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课程与研究的中的一个议题（problem），以及（2）翻译是哲学学派译学理论。因此， 作为哲学的翻译教学与研究，是理论之知，为真理而真理，不改变事情本来的样子（正如研究了天体运动规律并不改变天体运动一样），基本不触及如何在实践上提高翻译技巧。学理之学，属于学（-ology）。

      柳、郑：您的见解的确不同凡响。那么，这两种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钱：这两种“翻译”教学与研究（实践技巧与哲学理论），虽然有如上所述的明显区别，但不是高低贵贱的区别，是目的、任务、内容、论述及推理方式上的区别。自不待言，这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君不见，几多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教师，跳过来参与翻译实践，就是一个“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证明。

      柳、郑：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您刚才提到，翻译是西方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课程与研究的中的一个议题（problem）。您能对此说明得更仔细一些吗？

      钱：先说说作为哲学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类情形：在讲授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时，翻译是必然遭遇到的一个议题（下见蒯恩（Quine），塔尔斯基例子）。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教育部文科基地，面向全体博士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其名目是“(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教材选取了Frege系列的十几位分析哲学家的论文和专著。文科基地还培养了语言哲学方向的博士生。最近一些年来，其他高校外语学院也纷纷开始语言哲学课，培养语言哲学博士生。与此同时，在我国其他高校的哲学系，也开设了（西方）分析哲学，当然也必然论及翻译这个议题。

      近代语言哲学家的典型代表人物蒯恩反复论证，翻译具有不确定性。有两个核心概念是他提出来的：除了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翻译的不确定性）, 还有一个是Radical translation（原初翻译）( 钱冠连，《后语言哲学之路》193)。原初翻译的提出，是为了支撑翻译的不确定性。原初翻译，是他对人类的第一本翻译手册是怎么诞生的一次想象，一次还原推测。他想象，一位人类学家与一群与世隔绝的土著人相遇。这位人类学家试图从原初状态翻译出土著语言（即第一本词典），其办法是，用土著人的语言表达式（例如喊出一声“gavagai”）激起处在各种环境中（比如在野兔出没的环境中）的土著人表态，看看他们是首肯（assent）呢还是持异议（dissent）。比如，当兔子出现的时候，对“gavagai”首肯；兔子没出现的时候，持异议。人类学家用“gavagai”这一表达式去试探土著人，以便看出“gavagai”是否意谓兔子。有意思的是，蒯恩指出，即使是兔子出现的时候，土著人一律表态认可“gavagai”这个表达式，但“gavagai”也可能意谓兔子身上不可分割的某一部分（兔子耳朵、尾巴、毛色、眼睛等等）而不是兔子。上例中，除了人类学家用土著人的语言试探，也可以是，当兔子出现的时候，土著人主动喊出一声“gavagai”，兔子没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不这样喊。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蒯恩最后的那个结论：喊出“gavagai”也可能意谓兔子身上不可分割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兔子。这又是为何？答曰：刺激是不确定的（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此处不展开。还有其他原因），引起词语的指称- 意义就是不确定的。这两个概念（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Radical translation）均在哲学界引起经久不衰的反响，以至言必称蒯恩，言必称Radical translation。

      另一位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家塔尔斯基，提出消解“撒谎者悖论”的方案是，区分工具性语言（a metalanguage）与对象性语言（an object language，把对象语言放在括号中），我们用工具性语言来讨论对象性语言。我们得到Convention T( 常规 T)：“It is snowing” is true iff (if and only if) it is snowing. 最后得到的T-sentences(T- 句子 ) 是：x is true iff p. Tarski的最后目的是找到“为真”的语义概念并奠定语义学的基础（第二段对话中已提及）。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给语言学家极大的启示。后来我提出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公式（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144-145），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翻译的界定：“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扩展式的一种，一般工具性语言与翻译所不同者仅在于，前者是在一门语言内进行，而翻译是在两门语言内进行。”

      研究的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就看它是不是触及哲学的typical questions（典型问题）。以西方哲学而论，它的典型问题分成两个阶段。在Ontology( 存在论或本体论，其中，希腊词根on-就是英语中的being，to be) 阶段，典型问题是What is there?( 何物存在于彼？请特别注意此处的to be用斜体，重读 ) 在Epistemology( 认识论或知识论) 阶段， 典型问题是How can we know anything at all?（我们究竟是怎样知道何物、何事的？）What justification have we for our claims to knowledge?（当我们宣称知道何物、何事时，凭什么可以验证？）

      柳、郑：您刚才的解说，即蒯恩提出的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翻译的不确定性）以及Radical translation（原初翻译），以及您根据语言哲学家塔尔斯基的理论，提出的翻译界定：“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扩展式的一种，一般工具性语言与翻译所不同者仅在于，前者是在一门语言内进行，而翻译是在两门语言内进行”，令我们大开眼界，深受启发。另外，您能否谈谈翻译与词语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

      钱：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谈论翻译，就一定要谈论词语的意义，翻译与词语意义捆绑在一起，这是常识。词语意义往往（并非总是）和词语的指称联系起来，指称往往指向世界中某一实体，不过，谈论虚体、指称虚体的词语也是有意义的（在此不讨论），这一点认识极为重要，它导致了词语的意义与指称成为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一个词语以自己的意义与指称，一旦直接与世界的某物、某事、某过程的存在（being, to be, to exist, existence）挂起钩来，即词语一旦密切关乎外部世界的存在，那它就是哲学问题了。所以，以语言哲学的眼光考虑，词语不过是谈论世界与人的思想的入口。语言既然是谈论事情的入口，那么，出口就在世界与人的思想那里。总而言之，翻译就是用两种语言的词语（尽管最后的翻译成品是一种语言）去谈论世界与人的思想， 两种语言的词语都与世界的某物、某事、某过程的存在挂起钩来，密切关乎外部世界的存在，那么，翻译理论就属于哲学之议了。

      柳、郑：您的上述翻译理念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特别的实用价值。语言哲学可能是翻译理论的一处源头的提法，无疑能拓展人们的思维视野，启发人们在更宽泛的领域中对翻译进行研究，从而使翻译理论能不断向前发展并且有所创新。由文化共核而衍生出的正负两种调节，首先在说法上就是对 “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这类术语的一种标新立异，换言之，也是一种创新。其次，在实际的翻译运作中， 能鼓励译者灵活地运用两种调节机制进行有效的移译。能以正调节处置的绝不换以负调节，旨在杜绝文化亏损；不能以正调节处置的，则应毫不惋惜地采用负调节，旨在保证交际通畅。三个干涉的标举则进一步彰显出语言学家研究翻译的另一种优势。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激励翻译理论研究摆脱传统译论的束缚，不断从新的领域或者视角对翻译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从事翻译实践的人们更细致地对源作进行解读，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以目的语进行表达，从而得到目的语读者乃至双语读者的认同与赞许。

      钱：非常感谢你们的鼓励。翻译研究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作了另外一种尝试而已，但愿能给你们和其他翻译理论研究者甚至翻译实践者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