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著名翻译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的鲁迅小说译本既忠实顺畅，又追求“神似”，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本文以威廉·莱尔英译本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意译、归化等翻译策略入手，通过大量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探讨威廉·莱尔的译介策略及其翻译自觉，分析和阐释该译本成功之道及其可资借鉴之处。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创作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短篇小说因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情节和主旨而引人入胜，同时也是语言运用的典范。在鲁迅研究这门曾辉煌一时的显学中一直有一种说法，即“鲁迅是世界的鲁迅”（寇志明 2002:47）。但是，相较于鲁迅在中国所享有的巨大名望和崇高地位，在国外鲁迅并不为大多数读者所熟悉，其作品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除了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的汉学家及其他学者之外，知道、了解甚至熟悉鲁迅的外国读者不在多数。鲁迅的作品有十分深厚的文学和文化底蕴，辛辣的文笔和讽刺的意蕴隐含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交叉贯穿之中，这使得他的作品读起来有些晦涩难懂，给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在阅读上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再者，要让外国读者都学习、掌握中文后再来读鲁迅的作品恐怕是天方夜谭。因此，鲁迅在国外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力与国内外汉学家的译介也关联密切。若没有高质量的翻译，鲁迅的作品就难以被外国读者所理解、欣赏，更不用说产生共鸣了。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初，已经有40多个国家，50多种语言对鲁迅作品进行译介（蔡瑞珍 2015:37），有力地扩大了鲁迅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舞台。尽管如此，在英语世界，对于鲁迅作品的译介仍非常有限。作为其小说的译者之一，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1930~2005年）对鲁迅这位中国文坛巨匠深有研究，不仅翻译出版了鲁迅的全部短篇小说，还撰写了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鲁迅的现实观》），这也是第一部系统又权威的鲁迅研究专著。这两部著译成为了美国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作，而威廉·莱尔也因此成为公认的美国鲁迅研究专家。199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威廉·莱尔翻译的小说集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该译本是鲁迅小说非常完整的译本之一，其中收录了鲁迅《呐喊》《彷徨》中全部的25篇小说及其最早的小说《怀旧》的译文。该译本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获得广大外国读者的青睐，在亚马孙上读者对该译本也好评如潮。事实上，莱尔重译鲁迅的许多小说与其前几个版本相比较有新的突破及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别具一格的翻译风格也得到了澳大利亚汉学家、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印尼文系主任寇志明（Dr. Jon Eugene von Kowallis）的赞赏，认为莱尔相较于其他译者，在对原作辛辣的讽刺风格的再现，独到语言的运用，以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有着更为周全的考虑。

作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汉学家、翻译家，威廉·莱尔为鲁迅短篇小说的外译做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工作。他的翻译代表作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能够广受好评得益于译者十分注重将原文的风格和语体传达给读者，充分传递文化信息，易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莱尔对鲁迅的成功译介对于扩大鲁迅在世界的影响力功勋卓著，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

1. 目的明确，策略灵活

威廉·莱尔作为美国译界著名的翻译家，其译本既忠实顺畅，又追求“神似”，被尊为“翻译的典范”。他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其翻译和研究的实践都是在明确的目的指导下进行的。莱尔在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的序言中，明确地阐释了他的翻译目的：首先，译者应尽可能地还原原文的信息，确保目的语读者能够获取与源语读者基本一致的理解；其次，译者应努力为其翻译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读者，进一步扩大读者群（Lyell 1990:xlii）。这个目的在莱尔撰写鲁迅研究专著中也得到了印证。他撰写研究专著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把鲁迅及其著作介绍给广大的美国读者，让读者们能一同“共享这份财富”。

然而，想要将鲁迅的作品翻译好并非易事。作为一位风格十分独特的文学大师，鲁迅有着独树一帜的思想，因而其写作的叙事方式也与众不同。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不仅对其作品的内容印象深刻，其犀利的写作风格更是一针见血，直指人心。因此，要将鲁迅的作品翻译得“忠实”又“神似”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要想让外国人也就是目的语读者认可、接受、喜欢、吸收我国的文学文化，我们就要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接受语境和阅读习惯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质性研究，以便采用相应的译介策略。”（朱振武 2015:56）因此，在翻译方法和策略上，威廉·莱尔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充分发扬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无论在直译与意译之间，还是归化与异化之间，在翻译实践中他都掌握着较好的平衡，实现了“忠实”与“传神”的有机统一。

由于美国知名大学的出版社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尽力满足文学及教育的需求，因此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此本译作基本都遵循“忠实顺畅”的翻译原则，十分忠实于原文，力争最大化地再现原著的信息、语体和风格。在译序中，莱尔谈到虽然他翻译的句子可能会在结构上有些松散，但他仍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Lyell 1990:xl）。不过，莱尔并不局限于这一种翻译方法。在他看来，所谓的“忠实”并非只是词语和句子之间的忠实转换，也不是形式上的完全一致，而是善于发挥译者主体性，以“神似”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为考量，并适时地灵活变通，以增加译作的流畅性及可读性。怀着让更多的英语读者了解、接受甚至喜爱这部伟大的中国现代文学著作的翻译目的，莱尔在翻译策略上多采用更贴近于目标语读者的归化译法。因此，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之上，除了姓名之外，莱尔很少采用直译或音译等翻译策略，而是时常借用英文中类似的表达或形式来翻译或是进行解释性翻译，使得译文能更贴近目的语的行文方式，读起来更加自然通顺，也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例1. 原文：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58）

译文：And yet, had you demanded that I summon its beauties from the recesses of memory or catalog its various excellences, no concrete image would have appeared in my mind’s eye and I would have been unable to reply.（89）

在此例中，原文简短流畅，是典型的汉语流水句。莱尔主要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则充分利用英语形态丰富、连接词较多的特点，添加了多个连接词，如“And yet”、“or”、“and”以及that从句、虚拟语气等，这些处理方式能够使得译文条理清晰，清楚地向目的语读者展示出原文流水句中隐含的层次关系。此外，他还添加了诸如“from the recesses of memory”和“in my mind’s  eye”等原文中隐而不露的信息进行解释性翻译，来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威廉·莱尔在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的序言中谈及鲁迅作品的风格时说道，鲁迅的小说中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强烈反差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Lyell 1990:xl）。“鲁迅的风格极具创新性，但他的语言常会出现文言文，因为他的一些反讽语言依赖的就是新旧之间的相互纠缠。”（寇志明等 2015:11）由于英语中没有与文言文对等的语体，因此要将这种反差体现在翻译中绝非易事。为了尽可能地还原鲁迅作品的风格和语体，莱尔经过多年的探索后归纳总结出了四种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即：采用夸张的文风；把某些字和短语处理成斜体；把原文中某些并不押韵的句子处理成韵文；或是综合使用上述方法（Lyell 1990:xl）。他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这些解决翻译难题的方法，有效地化难为易，在传递文化信息，还原语域即原文风格和语体上均实现了新的突破。

威廉·莱尔在明确的翻译目的指导下，以受众为导向，十分重视译文的效果，努力还原原文的语体和风格，强调美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可以说，莱尔对于鲁迅作品的译介方法是一次大胆的、创新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给予了有益的启示。

2. “夸张”译法，彰显特色

威廉·莱尔继承和发扬了注重改革和创新的“鲁迅精神”，在翻译实践中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大胆地改革创新。在翻译鲁迅短篇小说的过程中，莱尔突破性地采用了较为“夸张”（inflated）的文风，以地道的美式英语进行翻译。在这个译本的序言《关于翻译》（On Translations）中，莱尔曾将自己的译本与1981年杨宪益夫妇出版的《呐喊》和《彷徨》全译本进行了语言上的对比。他认为，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译本中使用的是英式英语（British English），而他是第一位把鲁迅的全部小说译成美式英语（American English）之人（Lyell 1990:xlii）。他在译序中谈及自身的翻译历程时还提到，他翻译鲁迅作品时，时常会问自己“如果鲁迅的母语是美式英语，他会怎么说呢？” （Lyell 1990:xl）。因此，莱尔在翻译实践中十分注重原文风貌的传达，试图让目的语读者总体上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或相似的理解。

莱尔“夸张”的文风主要体现在用词方面。与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鲁迅作品时使用的标准英式英语所不同的是，莱尔的翻译中使用了很多现代美国英语中非常地道且使用频率较高的习语和俗语。由于这些习语和俗语比较生动传神，表达有时略为夸张，这样就导致其译本相比之下字数会多一些，显得铺张一些。其善于驾驭地道美式英语也就成了其重要的特点。

例2. 原文：我要给阿Q 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69）

译文（2a）：For several years now I have been meaning to write the true story of Ah Q. But while wanting to write I was in some trepidation...（66）

译文（2b）：For at least a couple of years now, I've had it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o do a biography of Ah Q, but whenever it's come right down to it, I've always had second thoughts. （101）

例3. 原文：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 也没有佐证的。（71）

译文（3a）：But he was all on his own: thus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writing Ah Quei(nobility)（69）

译文（3b）：But Ah Q was a loner, and so I’ve got no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 word meaning “high rank” either.（105）

以上两例中，（2a）、(3a)为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2b)、(3b)为威廉·莱尔译本。前者表达简洁，用词精准，较为精炼。而在威廉·莱尔的译本中，他使用了许多现代美国英语中常见的用语，如“a couple of”、“had it in the back of my mind”、“whenever it’s come right down to it”、“had second thoughts”、“got no evidence”、“in favor of”等，十分地道和生动，这正是莱尔为译文读者考虑的结果。由于鲁迅的作品风格犀利，讽刺意味十足，因此莱尔通过略带夸张的文风来高度还原原文谐中带讽的语气，既不以失去原文的韵味为代价，又尽力向目的语读者揭示原文或隐或现的意蕴，让读者能在阅读时产生共鸣，心领神会。因此，莱尔的译本中字数虽多于杨氏夫妇的译本，却实现了功能的对等，增强了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韵味十足。

莱尔的翻译较多地考虑了译语读者的感受，有较强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而译者对原著的口语化风格恰到好处的拿捏也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译者风格。

3. 意形同译，灵活再现

为了达到特定的翻译效果，威廉·莱尔在译本中巧用斜体，别具“译”格。译文中处理成了斜体的词和短语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斜体是原文中一些专有名词、专有事物，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名词的翻译，例如，在《阿Q正传》中，莱尔对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词语进行了斜体处理：“秀才”（Budding Talent）、“举人”（Selectman）、“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narrative biography, autobiography, private biography, public biography, supplementary biography, family biography, biographical sketch）、“《博徒别传》”（Alternate Biographies of Gamblers）、“天门”（Heaven’s Gate）等等。第二类斜体是原文中引用的文言文的翻译。为了还原原文的文体，让读者能够直观地体会到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的差异，莱尔妙用斜体的方式来翻译文言文。例如，《阿Q正传》第六章中的“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After an absence of even three days / A scholar-official rates a fresh gaze.）、“敬而远之”（Respectful you may be, but keep some distance ’twixt them and thee.）、“斯亦不足畏也矣”（He whose years bring nought of fame / To our respect can lay no claim.）等。为还原原文的风格和语体，莱尔尽量使用古体英语来进行翻译。第三类则是将一些普通词语处理成斜体这体现出译者莱尔的别具匠心。

例4. 原文：“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167-168）

译文：“Sister Xianglin, leave those alone! I’ll set the table!” Fourth Aunt cried out in alarm. Completely at a loss, Sister Xianglin drew her hands back, and then went to fetch the candlesticks.

“Sister Xianglin, put those done! I’ll get them!” Again the tone of voice was one of alarm.（235）

例5. 原文：“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70）

译文：“How could you be named Zhao? How could you even deserve to be named Zhao?” （104）

从以上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莱尔将一些普通词语处理成斜体能将其背后隐含的讽刺意义跃然纸上，达到了增强语气、深化语调效果的目的，十分便于读者领悟原文的讽刺意蕴，体会其背后的深意。

威廉·莱尔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还十分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再现，努力延续原著作者的风格，将读者代入原汁原味的意境之中。一篇好的翻译不仅应该忠实和顺畅，还应该将源语的风格恰到好处地转换到目的语之中。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开头的序言当中使用了文言文来进行叙述，而后在正文的日记部分却又转用白话文，易令读者顿生错愕之感。因此，这个十分重要的文体特征是译者在翻译中应该遵守或是最起码应注意到的。

例6. 原文：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缺。……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着月日，为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1）

译文：There was once a pair of male siblings whose actual names I beg your indulgence to withhold.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e three were boon companions during our school years. Subsequently, circumstances contrived to rend us asunder so that we were gradually bereft of knowledge regarding each other’s activities.

…

The elder brother apologized for having needlessly put me to the inconvenience of this visitation, and concluding his disquisition with a hearty smile, showed me two volumes of diaries which, he assured me, would reveal the nature of his brother’s disorder during those fearful days. 

As to the lapsus calami that occur in the course of the diaries, I have altered not a word. Nonetheless, I have changed all the nam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ir publication would be of no great consequence since they are all humble villagers unknown to the world at large. 

Recorded this 2nd day in the 7th year of the Republic.（29）

这整段序言是鲁迅用文言文写就的，与用白话文写就的正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了体现这种差异，莱尔将全文都处理为斜体（除了拉丁语中的“lapsus calami”一词，即“笔误”），来试图模仿和重现“日记”前言中文言文的风格。虽然在这段译文中，莱尔漏译了划线部分的两个句子，但这种处理方式是译者尝试再现原文语体和风格的结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关于日记前言中落款的日期，经过笔者对比后发现，杨氏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译本中将其省略，而蓝诗玲（Julia Lovell）则按照公历将其翻译为“2 April 1918”（Lu 2009:45）。只有莱尔将这个日期所蕴含的深层次含义充分地传达了出来，译为“the 7th Year of the Republic”（民国七年），符合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中国所采用的新的纪年方式。虽然莱尔漏译了“四月”，但此种处理方式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所处时期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寇志明认为此译法非常值得借鉴，正是因为鲁迅矛头直指中国旧社会遗留的弊端，所以这个日期有特定的讽刺意义。

由此可见，威廉·莱尔将源语风格转换到目标语中的尝试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莱尔译本中的另一个突破是将原文中一些原本不押韵的句子处理成了押韵。在鲁迅的小说中，虽大多是口语体的白话文，但不免有许多文言文也穿插在白话文之中。它们引经据典，短小精悍却大多都是反讽之语，无形之中为翻译增加了难度。

例7. 原文：“‘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78）

译文：“ His fists need never be swung, for the gentleman useth his tongue, ” quoted Ah Q, head cocked to one side.（118）

例8.原文：……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69）

译文：I'm not the kind of writer who Forgeth words of immotalitie / For generations yet to be.（101）

例9. 原文：“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81）

译文：Now bear in mind, gentle reader, Of three things which do unfilial be / The worst is to lack posteritie.（124）

鉴于这些文言文所传达的隐而不露的语言效果，译者莱尔别出心裁地将原本不是押韵的句子处理为韵文。在上述例句中，“莱尔把古体韵文穿插在当前流行的口语体中，功能上与鲁迅在白话文中引用文言文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邓显奕 2008:69）。莱尔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巧妙地通过处理成韵文的方式来翻译白话文中的文言文，既译意又译形，可谓合体合意，别有一番风味。此外，诸如“useth”、“Forgeth”这样的古体英语的译法高度还原了原文的风貌，保持了原作的原汁原味。莱尔别出心裁的翻译对于帮助目的语读者感受原文特定的语言效果，提升理解程度也大有裨益。

然而，莱尔并不是孤立地使用某种翻译方法，而是将这些方法综合起来一同运用，让翻译更加灵活顺畅，增强译文效果，缩小文化鸿沟。

例10. 原文：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69）

译文：One. The question of a title. What kind of biography was it to be? As Confucius said, “Be the title not just so / Then the words refuse to flow.” You really do have to be pretty darned careful about titles. But there are so many! Why, just for biographies alone there are enough titles hanging around to make your head swim…（101-102）

在这一段中，莱尔综合运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努力再现原文风格和语体。他将第一句话翻译得短而散，与现代美语随意自由的特点相映衬。其中，“one”、“kind”、“do”和文言引文都被处理成了斜体，有增强语气，传达讽刺意味的效果。并且，他还将原本不押韵的文言引文翻译成为韵文，能让读者体会到语体上的差异，读起来朗朗上口，别有一番韵味。此外，这段翻译夸张而传神，不仅用上了问句、感叹句，还加上了叹语“why”，添译了“to make your head swim”来极力渲染“传”的名目之多。全段既译意又译形，将多种翻译方法与技巧融会贯通，传神达意，易于被目标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4. 注解嫌多，小错难免

莱尔译本中详尽的引言和注释所传递的大量文化信息也是之前的译本所难以媲美的。本着扩大读者群和缩小文化差异的翻译目的，莱尔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由于鲁迅的许多小说如《阿Q正传》、《祝福》、《狂人日记》等都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生活为社会背景，因此作品中涵盖了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带有乡土气息的口语化词汇及表达。而这些文化信息的处理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显得尤为关键。因此，为了尽可能地缩小文化差异，令目标语读者既准确地领会原文的思想，又能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莱尔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将译作的第一部分设为引言，详尽、系统地介绍作者其人及该作品的时代背景，并辅以有趣的细节，增强引文的可读性及趣味性。在译文中，译者还添加了大量的注释（文内注释、脚注、尾注），内容确切，详尽细致，这也正是翻译实践服务于翻译目的的结果。为了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鲁迅并扩大读者群，莱尔下了很深的功夫，为小说添加大量的注释。

在莱尔的《阿Q正传》译文中就包含多达67条脚注，这是其他的译本所无法超越的。这些注释为读者详加介绍了原作的文化背景知识，既具有学术价值，又能让普通大众增长见识，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译本中内容丰富的注解，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化、民俗背景知识。莱译的出现，让英语读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鲁迅先生所描述之辛亥革命前后的旧中国，也为译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刘影、陈垣光 2002:83）《阿Q正传》译文主要对三类词语或句子做出了注释，即传统思想、地方民俗文化和传统习俗相关的词语或句子。例如，《阿Q正传》第四章中提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交往有很严格的戒律。

例11. 原文：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也历来非常严；……（82）

译文：Now our Ah Q started out as an upright man too. Though we don’t know if this was because he had been shown the way by some enlightened teacher. We do know that he rigorously observed the great barrier that should be ’twixt the he and the she...33（125）

原文脚注：33. According to the puritanical ethic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ity, any contact between an unrelated man and woman was potentially, if not actually, immoral. A popular proverb decreed that “a man and woman, unless related, should not touch hands when giving or receiving things” (nan nü shou shou bu qin). （125）

莱尔在译文中对“男女授受不亲”这一中国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介绍，对于思想更为开放的西方读者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他站在目标语读者的立场上，充分考虑到他们可能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不甚了解，因此对其进行注释，促进英语读者加深对原作的理解。

例12. 原文：“我手执钢鞭将你打！……”（87）

译文：“My mace of steel I grasp full tight / And with it I shall now thee smite!”38（133）

原文脚注：38. A line from a local Shaoxing opera, Battle of the Dragon and Tiger Generals, which recreates an epic battle fought by Zhao Guangyin, founder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69 ). （133）

《阿Q正传》以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为创作背景，蕴含丰富的地方风俗民情，展现了一幅十分典型的旧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群像。在翻译时，译者若能将这些地方文化知识向目标读者清晰地介绍，将有助于读者尽可能多地理解和接收小说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缩小文化鸿沟。这篇小说中，“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是主人公阿Q很爱说的话。这句话是当时绍兴地方戏《龙虎斗》中的一句唱词，出现在第五章中。若译者不对此进行注释，目标语读者很可能就会一头雾水。莱尔不仅将这句话的出处介绍给读者，还对这部地方戏进行了解释，可以说这对目标语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不同的文化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因此文化差异不可避免。而发源于不同文明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尤甚。作为一部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阿Q正传》提及了许多中国传统习俗，这对西方读者来说很可能造成阅读障碍。

例13. 原文：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枝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 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79）

译文：To Ah Q’s surprise, ‘Baldy’ started moving directly toward him, a yellow-lacquered cane—what Ah Q called a wailing stick—in his hand.26 (119)

脚注：26. Young foreign gentlemen of the time often carried canes, and young Chinese who had studied abroad often emulated them even after returning home, the “wailing stick”(kusangbang) had been traditionally carried by filial sons in funeral processions; the idea it represented was that the son was so overwhelmed with grief he would have been otherwise unable to walk.（119）

“哭丧棒”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代表物之一，极具民族色彩。虽然译者将其译出，但对中国传统习俗不甚了解的目标语读者来说，仍然不能够完全理解它的功用和所代表的含义。因此，莱尔通过注释详加介绍“哭丧棒”，说明了它的用途，还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交代了故事的社会背景。为了进一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他还将当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社会进行对比，来告诉读者们“哭丧棒”与当时西方绅士们的“文明棍”如出一辙。

作为一名汉学家，威廉·莱尔不辞辛劳、一丝不苟地对作品中出现的文化信息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他充分考虑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译文中尽可能地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减少因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上的困难。威廉·莱尔所译的鲁迅小说，“较之前的三个译本在文化信息的传达上有了很大的突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刘影、陈垣光 2002:83）。然而，如此详尽的脚注却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有利也有弊的。在一些学者看来，莱尔希望能扩大读者群，但如此丰富的脚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莱尔提供的丰富的注释得益于他自身对故事的透彻了解和渊博知识，即使是专家都能从那里得知一些趣闻来提升阅读体验。然而，这种阅读体验却也很可能被注释的数量之多所影响，因为其中很多注释都是针对普通读者而设的。莱尔‘广撒网’的方式很冒险，这既有可能让普通读者在众多专业的信息中迷失方向，也会很大程度上地让许多学者为过多的不必要的信息而感到恼人。并且，此举还可能造成前言与其他注释的信息重复。”

在莱尔眼中，添加丰富的注释正是他践行自己的翻译目的的做法，即为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尽量让目标语读者能够获取与源语读者基本一致信息，来进一步扩大读者群。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详尽的注释反而不利于这个翻译目的的实现。它们“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影响了读者的阅读过程，让文本笼罩上一层学术氛围，看起来仿佛就像社会历史文献”。对此，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注释放在每一卷的后面”。

虽然客观看来，添加诸多注释确实如上所言有一些弊端，但正如莱尔自己在译序中所说的，“虽然一些注释在部分读者看来是十分多余的，但我坚信它们定会让某些读者感到十分受益”（Lyell 1990:xlii)。此举充分发扬了莱尔的创新精神，也不失为一次中国文学向西方国家译介过程中的积极尝试。

在威廉·莱尔的译本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漏译的情况。如前文提及的例6中，他漏译了《狂人日记》序言中的两个句子“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着月日，为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和“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序言末，他还漏译了落款处的“四月”这个信息。这些情况的出现对于一位译者来说是应该极力避免的，而且漏译了排篇布局精巧且语言表达简练的故事中的诸多信息“不可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过，瑕不掩瑜，莱尔的译本虽有令人遗憾之处，但其将文化信息总体来说还是传达得很透彻，实现了让更多的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鲁迅的创作目的，对于促进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贡献卓著。

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文学大师鲁迅的作品的外译是必不可忽视的关键所在。正所谓“鲁迅是世界的鲁迅”，鲁迅及其作品想要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外学者对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至关重要。作为其短篇小说的译者，威廉·莱尔为鲁迅短篇小说的外译做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工作，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国门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文学作品要想真正走出去，必须要考虑作品是否能在西方世界得到认可和接受，如果仅仅是将作品译出去，却没有西方读者去读，当然不能说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了。”

莱尔以其颇具突破性的翻译让鲁迅的短篇小说易于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获得了广泛的受众，极大地扩大了读者群。可以说，莱尔对鲁迅小说的译介虽然只是鲁迅作品外译的一小步，却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大步。莱尔对鲁迅的成功译介对于扩大鲁迅在世界的影响力功勋卓著，其译介方法和策略给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以积极的启示。

编者注：本文原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