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是老爷爷了，能给你谈些什么呢？”

听说我人还在大英图书馆，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老先生在电话里好像很犹豫。他似乎对翻译《红楼梦》的话题，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先是说译著出版了多年，自己上了年纪，差不多与世隔绝，没有什么好说的，后来又说最近身体不大好，第二天还要去看医生。于是，我说：“那么今天下午我从伦敦赶到牛津怎样？”他迟疑一下，然后就说：“那当然好了。”

那是去年11月23日早餐后，我检查电子邮件，意外看见博德里安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来信，说霍克思教授仍住在牛津，可以通过电话直接与他联系。这马上让我想起一天前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附近小巷里，偶然买到的那本阿瑟·魏理1918年翻译的《中国诗170首》，还有他导言里提出的那个问题：“中国有荷马、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或者托尔斯泰吗？”我希望见到霍克思时，也拿这个问题来请教他。此前我在书评里，曾疑他译《鹿鼎记》一章却不署名，是不想让世人知道，他这位曹雪芹的译者，也有兴趣翻译金庸。

当我冒着霏霏烟雨，几经周折来到牛津他的家中，却发现年届八旬的霍克思老人，正在阅读一本中国小说。他说自己不研究当代中国小说，但觉得手上这本书写得还可以，“有乔伊斯的风格”。

“金庸的书呢？你翻译他是出于兴趣吗？”

“他的小说有娱乐性，读者很多，可我说不上有什么兴趣，没有读过他几本书。韦小宝的流氓性写得很成功，可他心性残忍，杀人如麻，我没法喜欢。”他告诉我，1993年大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金庸甚为忙碌，他闲着没事就“帮个小忙”，信手译出一章，不愿署名是因为“不足挂齿”。

闵福德是霍克思执教牛津时的学生，1968年返校向老师建议，携手同译《红楼梦》。霍克思说：“不巧的是，那时我已同企鹅签约，要把《红楼梦》译出来，列在他们的古典丛书里。我只好对他说，如果他有兴趣，后四十回由他译，我译前八十回。俩人译速度可以加快，能早些把书印出来。”他本人相信曹雪芹只写了八十回，但也不认为高鹗的续写就没有价值。1973年，《石头记》第一卷在伦敦出版。其后四卷，也在80年代前后相继问世。

弟子当然乐意从命，后来不仅成功合译出五卷本《红楼梦》，而且后来还成了老师的乘龙快婿。他在香港任教并从事中国小说翻译，去年5月还请他所在的岭南大学翻译中心，出资套色影印了霍克思翻译《红楼梦》的所有笔记。霍克思对之很觉满意，还特地为我从藏书中，找出这本大开本精装书：《〈红楼梦〉英译笔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A Translator's Notebooks）。

“在你心目中，金庸是否和曹雪芹平等？”

“你说呢？”他显然是在对这个不明智的问题皱眉头。

谈话中间，霍克思老是抱怨记忆不如以前。说到一些人名和书名，经常要我一同帮着想，才能回忆起来。但听到敏感提问，他回答的方式那么机智，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敏锐思维和谦虚宽厚品格。闵福德的同事拿他翻译的《石头记》（他认为用英文直译“红楼梦”，会让读者产生悖于作者原意的联想），对比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合译的《红楼梦》，断言“翻译的好坏，最易从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比下鉴辨出来。杨宪益夫妇译《红楼梦》，呕心沥血，若无霍克思译本同时出现分庭抗礼，杨氏文彩不足的地方，常人也不易看出来。可是拿霍氏译文对照一下，不必专家也可看出杨译技逊一筹。”我想知道他对杨译的意见，他却坦言自己“不好意思对比”，也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他相信杨和戴的翻译一定很认真，“周围都是红学家，他们译的时候肯定很小心。”戴乃迭是牛津第一个以研究中文获得学位的毕业生，霍克思说自己是第二个，他读书时戴已离开。

霍克思二战期间进入牛津基督教堂学院，本应入伍参战，因体检没过关而免上战场。应战时之需，他由拉丁和希腊文专业改学日文，并一度出任英军日语教师，战后因对日语没有兴趣，转而研究中国文学。1948年毕业后，借助燕卜荪教授的援手，他由海路旅行一个月，经香港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1951年秋学成返牛津出任中文讲师。他说：“我在牛津时，同学裘克安就借给我一本《红楼梦》，当时一点也读不懂。后来在北大，也听过俞平伯的杜甫讲座，但没有意识到他是红学家。他一口浙江方言，我不大听得明白。”他的翻译得益吴世昌的红学研究很多，因为吴是他在牛津的中文老师。他在北大研究屈原，返回英国后出版了他翻译的《楚辞》，另外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过一本杜甫研究专著。

“有人批评你的翻译吗？”

“怎么会没有？有人就说我用拼音翻译袭人的名字不对，可他译根本就不像人名。去他的，我才不在乎呢。”他对旁人的指责并不在意。

他早在译序中声明，“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在内。因为原书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但却是由一位伟大作家用血泪写成，并反复修改的。因此我认为凡是书里有的，都有它的作用，所以总得要设法表达出来。我不能自认为处处都处理得很成功，可是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得到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获得的乐趣的百分之一，也就不虚此生了。”有了这样的信念，他怎会在乎别人的挑剔呢？

要告别时，深秋的牛津暮色已降，霍克思先生坚持陪我前往车站。他在路上告诉我，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依然兴趣不减，眼下还在译介元代杂剧，手头译的是《柳毅传书》。

附《卫报》讣告节选：毕十年于一译

大卫·霍克思于1923年7月6日生于伦敦，先在牛津大学研读古典文学，中途被招募学习“军事日语”，并表现出在东方语言方面的天赋，很快留任为讲师，主讲日军情报分析与密码破解。1945年，他回到牛津，转系学汉语。彼时牛津的中国文学课仅一师一徒。徒是霍克思，师是前传教士修中诚（ER Hughes）。后者建议牛津设立中国文学学位，但为此，按照霍克思的说法，修教授必须要“让汉语尽可能地看似与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因此，其课程设置便局限于孔子及其他古典文本。

及至1951年，霍克思从中国返回牛津任教，教授已经换作另一位前传教士德效骞（Homer Dubs），霍与其中国同事吴世昌一起，开设了相对现代的中文课。到20世纪50年代末，牛津本科生的学习内容已经纳入了明清小说和鲁迅，通过这些课程，霍克思向英国学生展现了古代典籍中难以发现的活力与人性。霍克思讣闻的作者约翰?基廷斯也在这些学生中间，在吴世昌的指导和字典的帮助下，他们啃读了《红楼梦》的前五回。吴世昌当时已是公认的红学家，而霍克思在北京期间，也已为《红楼梦》着迷，两人成了终生好友。

1959年，霍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权威的《楚辞》专著。同年，他接替德效骞出任牛津中国文学教授。在吴世昌的鼓励下，霍克思开始着手翻译《红楼梦》。1970年与企鹅经典文库接触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这项浩大的工程，结果很快就不得不把翻译《红楼梦》当成了全职工作，并为此辞去了牛津教席。

此后十余年，他在万灵学院同事们的帮助下，译出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分别于1973、1977和1980年由企鹅经典文库以《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名，分三卷出版，后40回则由他的汉学家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再分两卷译完。

《红楼梦》成，梦亦成，霍克思随即告老，迁居威尔士，继续为企鹅修订其《楚辞》论著，闲来生出对园艺、山羊、威尔士语和宗教史的兴趣。他后来还以诗体译出了尚仲贤的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以《柳毅与龙公主》（Liu Yi and the Dragon Princess）之名出版。

霍克思将以其译著《红楼梦》青史留名，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之外最著名的红学家，也由于其灵感与技艺，将原作的真实与诗意双双转现。此时，他已远远跨出了中国一地，以自身印证了他对阿瑟·魏理（Arthur Waley）的评价。”魏理乃中国古诗英译先驱和声誉极高的英文版《西游记》——《美猴王》（Monkey）的译者，1966年去世前是其密友。霍克思说的是：“（魏理）不仅属于东方学的世界，亦属于文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