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记者来到苏黎世附近的小镇艾恩西德伦，就“瑞士人眼里的中国”这一话题，对瑞士知名汉学家胜雅律教授进行采访。胜雅律教授是法学和哲学双博士，目前担任德国弗赖堡大学终身教授（汉学专业）和瑞士比较法研究所（洛桑）中国法律顾问。

对于记者的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两种中国区别开来。一种中国是客观存在的，即“实然的中国”；另一种中国是主观存在的、人们期望中的中国，即“应然的中国”。

习惯用“理论”预测中国

在胜雅律教授看来，第一种“应然的中国”，是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学者、新闻记者等期望中的中国。这些西方人对未来中国的期望通常依靠西方的思路，其中有西方政治学的思路（譬如依靠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来预测中国的未来），西方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思路（譬如依靠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来预测中国的未来），西方史学的思路（譬如依靠西方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来预测中国的未来）等等。还有一些西方观察家只凭主观的幻想（譬如通过贸易而改变中国）来预测中国的未来。

他说，有时，讨论未来中国的西方人认为，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对洞察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有帮助。比如，中国近几年有部叫作《战狼》的电影公映后票房不错，有所谓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就从中下结论说中国外交出现了转向，中国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一律被扣上“战狼”的帽子。

“如果依靠一部电影去洞察一个国家的政治这种方法有道理的话，我就问：能否依靠突出具有杀人执照的詹姆斯·邦德那样的电影来理解英美外交？”胜雅律教授反问道。

他认为，第二种“应然的中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领导人期望中的中国。这与那些所谓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往往迥然有别。

还有一种“应然的中国”，即14亿中国人当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其期望中的中国。胜雅律教授说：“我猜想，很多中国人期望中的中国是一个每人每月的收入有三四万元或者更多人民币的国家。”

要认真研究中国官方文件

胜雅律教授说，要了解“实然的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对中国未来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以叫作现象学方法。用这种方法的西方观察家们进行现场调查和案例研究，去中国旅行、采访中国人、参考统计资料等等。第二种则是认真和连续地阅读公开发表的中国官方文件，这种方法可以称为规范性方法。

在胜雅律教授看来，理想情况下，为了预见中国的未来，最好的途径是将规范性方法与现象学方法相结合。他说：“从我观察中国几十年的经验来看，规范性方法应作为起点，而现象学方法则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胜雅律教授注意到，西方用现象学方法的观察家们的一个特点是，不重视中国公开发表的官方文件。用现象学方法的西方观察家们认为，只有在内部文件里，中国领导人才显示其真正面目。因为没有持续地关注中国的官方文件，他们不知道中国官方的全方位筹划和官方想法中“应然的中国”，因此他们无法看清楚“这些零碎的事实在中国大图案里的地位和其重要性或者非重要性”。

胜雅律教授说，用现象学方法的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官方的主张都没有意义。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过去中国官方文件经常只是空洞的宣传，当时重视这些文件的人们受了骗。但是，抱着这种怀疑的西方人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修正错误”的能力，“我建议不要低估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反省、有了错误就改、不重犯的本领”。

他强调，为了预见未来“实然的中国”，就要认真研究当时中国官方文件中未来“应然的中国”，“其实中国执政方略非常透明，都写在文件里四处公布，这一点全世界没有几个政府能够相比。中国官方文件告诉我们，根据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应该往哪些方向和目标发展，而这对于理解和了解中国非常重要”。

避免对“实然的中国”误判

胜雅律教授是苏黎世大学的法学博士和律师，所以他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习惯于重视法规和官方文件，也习惯于“阅读规范性文书中的非诗情画意的表达”。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也是西方不多的一直坚持订阅和认真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文摘》等中国报刊的学者。

他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基本上了解中国领导人如何设计未来“应然的中国”。否则，如果只是关注那些煞有介事的小道消息或者所谓内幕传闻，对于官方正儿八经的文件熟视无睹，就会导致不正确的分析，就容易造成对“实然中国”的误判。

最近这几年，一些西方人对华为、腾讯等的崛起表示震惊，但他们不知道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官方文件里已经天天突出“四个现代化”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胜雅律教授说，早在1978年4月18日，他就曾在瑞士报纸上写文章介绍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官方目标，几十年以来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

不久以前，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对此，胜雅律教授特意翻阅了很多西方报纸，发现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却漠不关心，好像这件大事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他今年10月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有关中国民法典的面向大众的报道，“好像是唯一的德文媒体中的有关文章”。

人物简介

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1944年出生，瑞士人，1970年苏黎世大学法学博士，1981年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1971年，获得瑞士苏黎世州律师执照，然后在国立台湾大学（1971-73），东京大学（1973-75）和北京大学（1975-77）从事博士后研究。自1989年以来一直担任德国弗莱堡大学终身教授（汉学专业），自1982年以来担任瑞士比较法研究所（洛桑）中国法律专家；有关中华民国，古代中国和日本法律的书籍；他发表了关于36计的第一本西方书籍（也有纽约的企鹅书的美国版本），以及关于谋略的第一本西方书籍，他的书以维吾尔文，中文，日文，俄文，土耳其文等15种语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