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索尼娅·布雷思勒（Sonia Bressler），法国作家，2005年毕业于巴黎第十二大学，获哲学与认识论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巴黎欧洲高等管理学院（ISEG）。索尼娅同时也从事着记者工作，为《人道报》（L'Humanité）、《欧洲时报》（Nouvelles d'Europe） 、《观察家》（L’Observateur）等多家报章杂志撰写报道与文章。索尼娅还是旅行家与摄影家，曾多次前往中国西藏、新疆、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用文字与镜头记录下当地民众最真实的日常生活。

记者、作家、学者、教师、旅行家、摄影家，索尼娅·布雷思勒在这些身份之间自由切换，游刃有余。然而，在众多身份中，索尼娅最喜欢的还是作家这一身份。因为在她看来，作家更为自由——“作家可以做梦，可以思考。作家不像记者，总是外在于他所观察的世界，作家就活在他所观察的世界里面。所以，作家不仅可以更接近真实，也可以更接近自己的情感。”索尼娅也确实是一位活跃而多产的作家。2005年至今，她已先后出版了近二十部作品，当中包括多部学术专著、杂文、随笔、游记以及对话录。

在见到索尼娅之前，为了更好地准备这次采访，我几乎阅读了她所有的作品。透过那些犀利的文笔与深刻的哲思，我尝试着在脑海中勾勒她的形象——这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女性，应该有着哲学家的深沉，也许还会略带忧郁。

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她的新书发布会上。2017年3月25日，索尼娅携新书《发现西藏》（à la découverte du Tibet）在巴黎图书沙龙举行新书发布暨读者见面会。见到索尼娅的时候，我才惊觉自己之前的假想实在错得离谱。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想到的是“阳光”。索尼娅身上时刻洋溢着一种灿烂的孩子气，甚至在记者拍照与采访时，仍不时流露出一种大孩子的腼腆。直到这一刻，我才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在索尼娅的镜头下，画面总是那么的干净而温暖，尤其是画面中人物的笑容总是那么温情，眼光总是那么柔和。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在看向镜头的同时，也同样看到了镜头背后的善意，以及索尼娅如孩子般清澈纯净的双眼。

童真与深邃仿佛很难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然而，索尼娅却是一个例外。在后来的访谈中，我不止一次地惊讶于她活跃的思维与独特的视角。她是一位哲学家，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与“语言”的不解之缘

索尼娅的本科与硕士阶段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 Paris）完成的，主修哲学与希腊学。这个法国最纯粹的学术殿堂赋予了索尼娅扎实的哲学功底与极高的人文素养。而后，索尼娅进入巴黎第十二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师从法国著名哲学家，现担任法兰西学院形而上学和知识哲学教席的克劳丁·提尔西林（Claudine Tiercelin）。索尼娅在她长达五百页的论文里，尝试着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物体的“质”（les qualités）在知觉过程中如何呈现以及在语言过程中如何被表达。

在索尼娅后来的学术研究里，“语言”（language）始终占据了核心地位。她一直不停追问着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什么是言说？什么是聆听？什么是理解？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观念如何产生？如何被表述？如何在一个特定人群中得以传播的？我们又是如何通过语言构建社会与文化认同？

索尼娅告诉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她便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发现人们很多时候虽然在交谈，但其实并不是互相理解。再大一点的时候，索尼娅的父母带她去观看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她毫无准备，对剧本更是一无所知，然而在帷幕拉开的一瞬间便被深深吸引住了，“语言炸裂开了，词语不再存在”，索尼娅对那一刻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对索尼娅后来的人生以及学术追求有着至深的影响。在索尼娅《萨缪尔·贝克特抑或反权力的逻辑》（Samuel Beckett ou La logique de l'anti-pouvoir）一书的序言里，她甚至如此写到——“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因为萨缪尔·贝克特，我大概不会进入哲学专业。” 

一场关于中国的冒险

2005年5月，刚刚获得哲学与认识论博士学位的索尼娅没有选择前往美国进行她的学术之旅，而是从巴黎飞往莫斯科，然后搭乘火车一路南下来到了中国北京。 

在索尼娅的游记里，乃至在我们后来的访谈中，尽管时隔十二年，索尼娅仍是不止一次地提及这次旅行，提及她在列车上遇见的两位中国妇女。她们的热情淳朴打动了她。当索尼娅吃着她们递来的番茄，却不知如何表达谢意与美味的时候，是她们教会了她在中国文化里应该如何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语言不通的她们通过肢体动作与笑容，分享着彼此的感受。正是在这一刻，索尼娅第一次对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有了质疑，“我研究了十多年的‘语言’，但是来到这个国度，我好像突然变得什么都不懂了。”索尼娅如此说道。

而霓虹闪烁、人潮汹涌的北京带给索尼娅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的。她在商业中心的小馆里捧起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因为无法承受辛辣而不得不将碗里的辣椒挑出。但随后，她便意识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来到中国，我们需要舍弃很多旧有的习惯。这是进入这一文明的唯一途径。”是的，索尼娅有着哲学家的深刻，她无时无刻不在思考。

这次略带冒险性质的中国之行，对索尼娅的人生而言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回到法国之后，索尼娅没有像大多数博士毕业生一样选择留校任教，而是走出了象牙塔去寻找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

索尼娅随后的职业经历也颇为丰富，她做过编辑，当过猎头，也负责过国际电影节的公关与交流。种种经历让她的视野较之普通学者更为开阔。当然，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她并没有忘记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东方国度。精力异常旺盛的她，身兼多职早已成为生活常态。她频繁地来到中国。“我相信轮回。来到中国的感觉，一切都很熟悉，就像回家了一样。我想，我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索尼娅笑着，很笃定地说道。

行走的哲学家与她的“田野哲学”

2007年至今，索尼娅先后三次深入西藏腹地，走访当地民众，并记录下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她分别于2013年与2014出版的《深入西藏之旅》（Voyage au cœur du Tibet）与《穿越西藏》（à travers le Tibet）两本游记中，索尼娅用近百张照片向法国读者呈现了藏区民众最真实的生活，以及西藏文化的保护现状。

对于旅行，索尼娅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去一个地方之前，她很少翻看相关的旅游书籍，因为在她看来，“这些书籍其实是一个保护壳。拿着旅游书籍，我们大可按图索骥，我们不再遭遇未知。旅游书籍仅仅是让我们更有安全感而已。”而更重要的是，她不愿在别人的文字与思想里旅游，不愿在别人的体验中体验，在别人的感悟中感悟，她要亲身冒险，发现，然后思考。

“诗歌是个不错的选择，”索尼娅如此说道，“诗歌更为开放，充满想象。诗歌不会填满你的脑袋，阻止你思考。所以我喜欢读一些当地人的诗歌。虽然这些诗歌的法文版或者英文版很难找到。”

今次发布的新书《发现西藏》已经是索尼娅第三本关于西藏的游记。但与其说这是一部新作，倒不如说是前作的修改再版与再思考。因为《发现西藏》这本书中大部分的文字内容与摄影照片早已在其前作中有所呈现。新书的“新”，在于引言部分。阅读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哲学思想以及对于文化的思考在这几年里的成熟与发展。

这本新书以“发现西藏”为名。对于索尼娅而言，“发现”意味着摆脱那些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认知，然后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去表达。“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是什么阻止我们去看？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索尼娅更进一步地说道，“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媒体很少有正面的报道，比如中国政府在西藏的诸多基础建设，在教育上的投入，对当地文化的保护等。为什么法国媒体或者说几乎整个西方媒体都不去报道这些？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都有文化的包袱与思维的惯性，而这正是西方人难于真正认识中国，理解西藏问题的原因所在。”

为此，索尼娅提出了“民族哲学”与“田野哲学”的概念。关于“民族哲学”，她如此解释：“法国思想根植于西方哲学，这是一种追求因果的分析式哲学。西方哲学惯于下定义，划界限，然后止于界限。自从康德严格定义哲学以后，我们便拒绝了其他的思维模式。然而，哲学需要去遇见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不是仅仅研究人种区别，哲学需要不同的认识形式、不同的概念以及不同的理解来充实。” 

而她所提出的“田野哲学”并非是与纯哲学简单相对的应用哲学。“田野哲学”的核心是深入众多文明的腹地，坐上餐桌，走进丛林，来到河边，进入博物馆，真正地去遇见文明。她说：“对我而言，哲学与田野紧密相连，与对田野的理解密不可分。我现在进一步提出‘战争哲学’。我当然不是鼓励真的战争。我是呼吁大家用一种战斗的姿态去和已有的观念对抗，试着向另一种经验敞开自己。这在今天的西方变得尤为重要，也尤为紧迫。所以我说这是一场战争。”

更值得一提的是，索尼娅在她的新作中首次讲到了汉学，并大致梳理了儒家思想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不难看出，她正尝试着从法国当代汉学中汲取养分，用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研究。索尼娅提到了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程艾兰（Anne Cheng）与弗朗索瓦·于连（Françôis Jullien）。对于后者，她更是推崇备至。在她看来，集哲学家与汉学家于一身的于连有着传统汉学家少有的开放思想与开阔视野。“正如于连所指出的那样，‘二者之间’（l’entre-deux）这个为中国思想所关注的问题恰恰被西方所漠视，”索尼娅说道，“然而这正是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的关键所在。”

西方世界里的异类与斗士

2015年，索尼娅第一次前往新疆。那一年的新疆，在发生多个恐袭事件之后，形势更为严峻，戒严更为彻底。然而，在她《新疆的生活》（La vie du Xinjiang）一书里，这些紧张的气氛并未透过她的镜头传递出来。“我当然可以像其他西方记者一样拍下那些巡逻的士兵，开过的坦克和无处不在的红旗，再拿回法国去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说，‘看吧，新疆的现状很糟糕，中国政府很可怕。’但是我想不出这么做的理由。法国也有戒严的时候，也会派出大批的军警。在面对恐怖主义的时候，政府不都这样应对吗？”说到这里，索尼娅颇有深意地笑了笑，“当然，关于新疆，很多西方人会抛出‘殖民’这个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成立。新疆不能被看作殖民地!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真正地生活着。如果一切真如传闻中所描述的那样糟糕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离开？对，在法国有着这样的传闻，说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收了当地人的护照。相信这话的人一定没来过中国，没来过新疆”。

对于新疆问题，索尼娅有着自己的思考。“我的观点可能会比较特别，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相信那个至高而万能的存在，但我没有一个特定的信仰，我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印度教徒更不是基督教徒。所以，如果我们大胆一点，从整个宗教史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索尼娅如此展开了她对新疆问题的理解。

在她看来，新疆目前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更不是西方媒体所谓的殖民问题，“新疆目前的问题是一个由原教旨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当一个社会体系出现断层的时候，原教旨主义便会出现。众所周知，原教旨主义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所以，新疆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索尼娅说道，并且她坚信，要解决新疆目前的问题除了军队维稳，还可以有很多其他途径，比如通过创建双语学校，举办艺术展览等等文化举措来加大新疆地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深度交流。

西藏、新疆，索尼娅所去到的地方，所触及的话题无一不是西方媒体与民众关注的焦点，她也经常在公众场合遭遇各种责难与质疑。她像极了一位优雅的斗士，从容不迫地与西方的主流思想正面作战。在面对法国读者抛出关于“殖民”、“独立”等等尖锐问题时，她更试着从哲学家的视角引导法国读者去触碰一些西方思想的未思之地。

“我们需要从中国的整个历史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中国这个国家是怎么形成的，而不应该仅仅是从当地少数民族的外貌上下判断，或者是简单地将历史切割开来看，”索尼娅如此回答道，“至于西藏是否独立，或者将来会否独立的问题，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如果非要说西藏是独立的，或者曾经是独立的，那么这个独立政权也在清朝初年就结束了。在此之后，西藏就成了大清王朝领土的一部分，而藏族也随之成了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西藏地区并不是像现在大多数西方媒体所宣扬的那样，在1952年之前一直是独立的。我们不能把历史切开来看，只考虑某个节点之后的事实，然后假装在这个节点之前发生的事实并不存在一样”。

不仅如此，索尼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现在流行着一种政治目的很明确的舆论策略，那就是为了阻止其他强大主权国家的崛起与发展，总是想方设法地找一些问题去批判这个国家，比如人权问题。而实际上，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同样存在人权问题。问题是，在欧洲没有给中国留下足够的空间去表达。现在正是让中国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要让中国的学生、学者、艺术家们有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才是真正的对话。只有等到西方能够与中国真正对话的那一天，我们才会看见曙光。” 

关于未来

索尼娅打算近期重返西藏，走访那些没有去过的藏区，然后前往内蒙古以及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她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去理解自治区这个系统如何运行，去思考中国自治区的模式能否对欧洲产生某种启发。因为她坚信，一种文化可以从另一种文化中汲取养分。她坦言：“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感兴趣，对少数民族感兴趣，是因为我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少数民族，为什么会有少数民族自治区。我想看看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将如何成为世界的典范。实际上，中国的民族融合是一种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和谐模式，这是一种‘中国模式’。我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模式在中国可以实现，而且也确实可行，为什么欧洲却拒绝接受，为什么在欧洲我们会被禁止如此思考。我敢肯定，如果欧洲能够借鉴这个‘中国模式’，欧洲将会变得非常强大。这也是我对‘丝绸之路’真正感兴趣的地方。” 

现在，索尼娅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丝绸之路出版社（La Route de la Soie-éditions）创办人。2017年3月29日，索尼娅的丝绸之路出版社发行了第一批新书，当中包括她自己的《新疆的劳动者们》（Les travailleurs du Xinjiang）。当我以为这已经可以为她的职业规划画上一个完美句点的时候，哪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因为在访谈的最后，索尼娅谈到了她的梦想，并坚信这将是她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她要创办一所学校。

“教育，教育很重要，”索尼娅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又重新选择进入校园成为教师的原因。我们需要与年轻人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也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所见所闻传递给他们，从而引导他们真正地去思考。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快要不懂得如何正确思考了。”索尼娅在她《新技术，新公众》（Nouvelle technologies, nouveaux publics）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更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后人类学问题——“如果谷歌能够在一秒钟之内给我提供信息，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或许，这便是她决定投身教育的初衷。

而在她的构思里，她所要创办的这所学校，将会是一个开放的、中立的、多语言的国际化交流平台，不同文化将在此交汇，不同思想将在此碰撞。这个几乎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听起来是那么虚无缥缈，但是从索尼娅坚定的眼神里，我仿佛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