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是新中国接受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他青年时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他几乎亲历了半个多世纪中罗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除长期担任两国领导人之间互访、会见和会谈的高级翻译，出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之外，他还关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罗马尼亚的译介，尤其在罗马尼亚对华关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两国的全面友好合作的建立和开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许多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今年7月25日，朋友们的微信里传来罗马尼亚著名汉学家、前驻华大使罗明先生因病不幸离世的消息，大家都深感意外和沉痛。

这些年我与罗明大使和他同为汉学家的夫人萨安娜博士交往联系较多，今年是这对老人九十双寿，因世纪疫情的特定情况，我们只能以文字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敬意和祝福。

承蒙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前院长张西平教授的赞同支持，我们在他主编的《国际汉学》杂志上刊发了《罗马尼亚汉学家萨安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一文，本来准备另写一篇记述罗明先生的文章，按照罗马尼亚的习惯在当地媒体刊发为他贺寿，未及完成，斯人已逝，留下的只有缺憾和永久的纪念。

20世纪50年代初，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拉手风琴者为罗明，右侧跳舞的女同学为萨安娜

罗马尼亚1950年派往新中国的首批留学生5人与他们的中国老师，后排右一为罗明，前排左起：萨安娜、冯亿罗、杜荣

2003年10月，退休后的罗明大使和夫人萨安娜博士来华参加“冷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在10月3日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表示热烈祝贺，两国5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罗马尼亚成为继苏联和保加利亚之后第三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为更好地开展国际交往，特别是发展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专门外语人才的培养，通过多种方式与东欧国家领导人沟通，指示国内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具体落实。

1950年秋，新中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东欧五国互换首批留学生。罗明作为罗马尼亚向新中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在11月15日与另外4名同学一起从布加勒斯特北站出发，乘火车经基辅、莫斯科，前往对他们来说遥远而又陌生的中国。

罗明的本名是罗穆鲁斯·约恩· 布杜拉（Romulus Ioan Budu⁃ra），“罗明”是他到中国之后邓懿老师给他起的中文名字。他1931年11月8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比霍尔县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铁路司机，也是一位罗共党员。

罗马尼亚铁路工人群体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战时期残酷的社会环境让罗明从少年时代就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民族灾难和普通人的颠沛流离，通过已经参加地下活动的父亲，他还接触到了乔治乌-德治等当时的罗共领导人，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铁路工人的儿子，他大概从未想到自己在1950年深秋登上的东方列车，会穿越那么漫长的旅途，而他肩负的使命又一直延续到以后的七十个春秋岁月。

罗明等罗马尼亚留学生从进入满洲里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他们抵达位于北京前门的老火车站时，受到了全国学联和团中央等单位代表的热烈欢迎。在教育部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罗明发言表示，一定要成为罗马尼亚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他可谓言出必行。

在清华大学专门开办的“东欧国家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两年学习期间，他在邓懿、王还、杜荣等中国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从汉语的基本发音和声调开始，勤学苦练，锲而不舍，克服了无数困难，打下了坚实的汉语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无论中国还是罗马尼亚，都刚刚走出战争，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团结紧密，保卫和平和建设发展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互换的留学生所至如归，师生之间情谊笃厚，双方对留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安排也格外热情周到。

在课堂上，罗明和他的同学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社会、政治、文化、文学、民俗；在课余时间，学校组织他们参观走访工厂、农村、文化设施、名胜古迹；他们目睹甚至参加了一些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那个年代重大运动相关的活动，全方位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形成了基于客观系统认知的中国观。

多年之后，他曾不止一次对笔者提到当年的情形，认为他们这批留学生与西方一些“汉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是从汉语入门、从社会内部深刻认识、亲身体验中国的。1952年7月，罗明从“东欧国家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结业，同年10月转入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从1954年8月起，罗明正式进入罗马尼亚外交部工作。作为翻译和外交官，他几乎亲历了半个多世纪中罗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参加接待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之际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访华，全程陪同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得鲁·格罗查博士在中国的一个多月的考察访问；参加1960年6月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参与1964年罗共中央为促进中苏和解、发展罗中关系而派遣的由毛雷尔率领的代表团访华，以及与中共领导人举行的多次会谈；以及1955年参加接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罗马尼亚的友好访问；在周恩来总理1965年参加罗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和1966年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担任陪同翻译；在1965年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罗共九大期间担任陪同翻译；等等。而他参加的其他中罗各类交往活动就更加不胜枚举，难以计数。

1990年8月至1995年8月，罗明出任罗马尼亚第十一任驻华大使，为罗马尼亚转型之初保持和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晚年的罗明曾十分感慨地谈道：“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就是被派往中国完成大学学业。这让我有幸认识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新中国的领导人，以翻译和外交官的身份认识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陈毅、彭真、彭德怀、贺龙、李先念，以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的身份认识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此外，我还见到过华国锋和胡锦涛主席。”（孔寒冰编著：《中罗两国的桥梁：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和汉学家萨安娜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所有罗马尼亚人当中，与周恩来总理见面最多的恐怕就数罗明了。从他的口述实录中可以看到，他最初见到周总理是在1954年，总理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还有同年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阿波斯托尔率政府代表团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周年国庆并访华期间。后来，随着中罗高层交往的增多，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任职的罗明经常有机会在外交场合见到周总理。

1956年夏天，周总理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明确阐述中国政府在涉及台湾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反对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给刚刚进入外交职场的罗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5年和1966年周总理两次访问罗马尼亚，担任翻译的罗明与周总理有了更多近距离的接触，进一步感受到这位伟人的外交智慧和人格魅力。一次正式会谈结束后，总理返回罗共中央为他安排的住处，还专门叫上罗明，一路上和他聊北京的学习生活，询问他的家庭情况，让他倍感亲切，终生难忘。

周总理对罗明有过很多鼓励，多次称赞他是外国人学汉语学得极好的。总理在布加勒斯特接见中国留学生的时候，嘱咐他们要刻苦，要向他们的罗马尼亚同学罗明学习。

1969年，罗明出任罗马尼亚驻悉尼总领事后，总理很久没有在中罗交往的场合见到他，在1971年为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晚宴上，还特别问到罗明的情况，可见总理对他的关心非同一般。（《中罗两国的桥梁：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和汉学家萨安娜口述》）

1998年周恩来总理百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当年2月 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大会，随后一些驻外使领馆也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3月3日，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和罗中友好协会等单位在布加勒斯特的“尼古拉·约尔加”历史研究所举办纪念会，共同缅怀周恩来总理。

当时我由教育部借调，正在驻罗使馆工作，随文化参赞崔念强参加了那次活动。罗明大使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介绍了周恩来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的丰功伟绩。

他谈到，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周总理为制定独立自主、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推动中苏友好合作、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妥善处理中苏矛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总理亲自参加万隆会议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代国际关系具有深远意义；他出访许多亚、非、拉国家，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解放和建设发展，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广泛赞誉；他在中美建交等问题上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周总理全面组织和领导新中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水利、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这些都为后来的“中国奇迹”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罗明在发言的最后，还特别提到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某些国家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罗马尼亚因对此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态度，也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亲自出席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八·二三讲话”，表示中国对罗马尼亚的坚定支持，让罗马尼亚从上层到百姓深为振奋，对此长期感念。

罗明对周总理怀有特别的崇敬和感情。1999年，他把对周总理的许多回忆写成一篇长文《我如何认识的周恩来》，收入罗中友协主编、纪念两国友好和建交五十年的文集中。

罗明对于1949年以后罗马尼亚构建和发展对华关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长期担任两国领导人之间互访、会见和会谈的高级翻译，出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之外，他还关注过中国文学和文化在罗马尼亚的译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罗明和斯特凡·斯坦库共同校订了罗马尼亚文版《红楼梦》（节译本）。该书由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汉学家杨玲和作家伊夫·马尔丁诺维奇合译，1975年由密涅瓦出版社分三卷出版，1985年宇宙出版社再版。他还与谢尔班·斯塔蒂合作，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翻译成罗马尼亚文，1985年由子午线出版社在布加勒斯特出版。该书以西方人更为熟悉的方式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在欧美有较大的影响，对罗马尼亚人了解中国也很有帮助。

罗明退休之后仍通过多种方式不遗余力地促进中罗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尤其在罗马尼亚对华关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一个由外交官、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组成的工作团队，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先后推出《罗中关系文献集（1880―1974）》（2005）、《罗马尼亚独立政策与罗中关系文献集（1954―1975）》（2008）、《罗中关系文献集（1975―1981）》（上下卷，2015），皇皇四大卷，凡1500余篇，4000余页，汇集了罗马尼亚外交部档案馆和国家档案局现存且解密的几乎全部涉华档案。

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详细反映了罗马尼亚近代以来对中国的认知和交往过程，尤其是1949年两国建交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罗马尼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特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实施的外交政策，以及与中国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和丰富的合作内容。

这四卷文献对于后人了解罗马尼亚对华关系的历史本源，传承友好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都富有启迪；对于20世纪国际关系史、国际共运史、冷战史等学科的专业研究，更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类似的双边关系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利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

罗明主编的这四卷文献集出版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2005年12月13日，罗马尼亚科学院为《罗中关系文献集（1880—1974）》举行隆重的出版发行仪式。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徐坚等出席并致辞，科学院院长欧金·西蒙亲自主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国政界和学术界对该书的高度肯定，以及对罗明大使的赞誉褒奖。

罗明大使是中罗两国交往方面的前辈，无论年龄还是阅历都是我等仰视敬重的长者。作为后学，三十年来有幸在一些特定的机缘场合感受他的汉语功力和外交风范，听他讲述对中罗两国关系的历史回忆和现状分析，包括在中罗教育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得到他的鼓励关爱和支持，这种忘年交谊让我深受教益并为之感念。

罗明讲一口标准的汉语，字正腔圆，加上他对中国社会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翻译实践，因此他在中罗两种语言的互译方面娴熟自然，精准典雅，可谓炉火纯青。

记得90年代有一次接待罗马尼亚教育部代表团访华，我被临时抽调担任翻译。在北京的欢迎晚宴上，宾主交流非常轻松友好，一位罗方客人在讲话中提到大家都有patriotism local，我不假思索地译成了“我们都有地方观念”。主人听后露出了疑惑不解的表情，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没有译好，机械笨拙且有些走意。这时，坐在一旁的罗明大使马上补充道：“他的意思是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家乡”，一下把意思拉回到正解，交流的气氛又重新活跃。

正是通过许多类似的细节，我从罗明大使那里学到了许多外交和翻译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并以他为榜样，不断提高自己的罗语水平和翻译能力。在同罗明大使的交往中，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他对传承中罗友好传统的期许和为之付出的努力。

2015年9月21―23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及其孔子学院共同主办“儒学与欧洲文明对话——以罗马尼亚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

其间，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张西平教授、秘书长牛喜平先生代表国际儒联向罗明大使和夫人萨安娜博士颁授了“国际儒学研究成就奖”，以表彰他们长期以来为传播中国文化、开展儒学研究、促进不同文明的沟通和中罗关系的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罗明大使的特意安排下，罗马尼亚前总统扬·伊利埃斯库会见中方主要参会人员，国际儒联的领导转达了滕文生会长向伊利埃斯库总统的问候和感谢，伊利埃斯库总统向大家讲述了他1958年9月担任罗马尼亚大学生联合会主席时，率团到北京出席国际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接见的情景。

他还回忆起与中国总理李鹏的同窗之谊以及对中国水电工程的深刻印象；称赞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北京高科技园区的建设，高校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后备科技力量方面的努力。

他特别强调：近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孔子是古代中国的一个象征，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

就这样，一次普通的国际学术交流具有了重要的公共外交意义，成为中罗两国友好，特别是教育领域交流合作的一次特殊活动。

201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之际，继中东欧16国作为集体主宾国参加8月举行的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之后，中国又作为第一个来自亚洲的主宾国参加了11月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布加勒斯特“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国内50多家出版单位携2000余种图书参展，我也随山东教育出版社参加了那次规模空前的盛会。

罗明大使和夫人萨安娜博士年事已高，但仍出席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版权输出签约和出版座谈会并作了发言，对钱林森和周宁两位教授总主编的17卷丛书非常赞赏，对其中由我和宋炳辉撰写的《中国―中东欧卷》也给予了许多鼓励。

晚年的罗明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那种端庄气宇和睿智幽默，同时又多了几分温厚和细腻。几次我去看他，都受到他和老夫人的热情接待，当我离开时，他又一直把我送到附近的地铁站并为我讲解回程路线。

2018年3月21日，我参加康斯坦察“奥维德”大学的一个交流活动，在布加勒斯特停留时去拜访他，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如原先，但仍然关心着中罗两国之间的交往合作，听说我们想把他主编的《罗中关系文献集》翻译成中文，他很欣慰，表示全力支持这个项目。

今年6月，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罗明大使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陈进和林惠芬的专访。他回忆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和那时学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称赞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造福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同时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不曾想到，仅仅一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罗明是新中国接受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他青年时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毕生致力于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长达七十年的外交活动和对华工作中，参与了大量双边高层交往，为两国的全面友好合作的建立和开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许多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无论当下还是未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更需要一代又一代像罗明这样富有政治眼光的有识之士和笃行信道的国际友人的付出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