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

卜弥格是波兰来华的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期间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等作品。对比被视为西方专业汉学奠基人的雷慕沙的博士论文和卜弥格的中医著作，我们可以清楚看出　卜弥格与雷慕沙之间的学术连接，也就是说，雷慕沙的学术发展直接建立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

我认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历史大体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阶段，“游记汉学”的代表人物是马可波罗，“传教士汉学”的开启者是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传教士汉学和游记汉学的分水岭在于，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开始学习中文，研读中国的典籍，翻译中国的重要文献，因此，会不会中文是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的最重要区别。

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的区别则在于：后者已经正式进入了西方的东方学体系之中，在研究上开始走出传教学研究的框架，按照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人文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这个转折点就是1814年法国在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满、鞑靼、汉语言教授”讲席，转折性人物就是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他成为西方专业汉学第一人。

但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学术连接点在哪里？学术界以往研究得不够清楚，我们现在通过对卜弥格和雷慕沙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学术连接点就是卜弥格（Michel Boym），正是卜弥格对中国的研究，直接催生了雷慕沙迈开了他汉学研究的第一步，由此，西方汉学拉开了它新的一幕。

在雷慕沙走向汉学研究的道路上，波兰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的汉学研究对雷慕沙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卜弥格和雷慕沙的学术关联，探讨欧洲专业汉学的兴起。

卜弥格出身望族，父亲是波兰国王的御医，他家学很好，对医学有很深的研究。1643年，他离开里斯本前往东方——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都必须从里斯本出发，因为当时的东方护教权是由葡萄牙负责的，往大西洋、往美洲是由西班牙负责的。1644年卜弥格来到澳门，学习了汉语，1647年到海南岛去传教。

1644年北京的明朝政权覆亡之后，南方又拥立了一个小朝廷南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是永历皇帝。当时局势十分危险，1651年永历皇帝决定派遣卜弥格作为南明王朝的特使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求救。当时罗马教廷仍然是欧洲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南明王朝危机了，跑到几万里之外的罗马去搬兵——但正是这么一个活动，促使了中国与欧洲的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很多人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是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实际上在这之前就有卜弥格出使罗马。

卜弥格回到罗马，非常不受重视，因为明清鼎革的局势很复杂，耶稣会对中国的政治判断也非常狡猾。当时中国有三个政权———清朝、南明王朝，张献忠的部队也还没有完全被打败。张献忠地盘上有两个传教士，安文思和利类思;清军进关以后在北京留下的有汤若望；随着南明王朝南迁的两个传教士，是瞿微纱（André Koffler，为清兵所杀）和卜弥格。耶稣会派了卫匡国（Martin Martini）回到欧洲告诉梵蒂冈，说卜弥格代表的南明王朝基本上完了，所以梵蒂冈一直不接见他，拖了他整整三年多。他穿着明朝的衣服几次要求觐见，最后教廷还是礼节性地见了他，把他打发走了。当时他带回西方的一些材料，全部放在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

卜弥格1656年离开了欧洲，带着当时的教宗给永历皇帝的母亲王太后和太监庞天寿的信回中国。1658年他到了澳门，很倒霉，当时清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广州，澳门当局害怕接待这位南明特使后，清兵对澳门不利，就拒绝他进入澳门。他没办法只好又返回安南（现在的越南），希望从陆路回到中国。他一路劳顿，终于病倒，就病死在越南和广西的边界线上。他一生都是在为南明王朝服务。他走的时候带了两个小修士，其中一个叫陈安德，一直跟着他，最后把他草草地埋在了中越边界线上。

到过中国的葡萄牙多明我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1569年出版的《中国志》（Tracdo em que scecōtam muito por estao as causas da China）是16世纪欧洲人所能看到的关于中国的全面报道和观察。他在书中介绍和描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特点，他说：“中国人的书写没有字母，他们写的都是字，用字组成词，因此他们有大量的字，以一个字表示一件事物，以致只用一个字表示‘天’，另一个表示‘地’，另一个表示‘人’，以此类推。”在谈到汉字在东亚的作用时，他说，汉字在东亚被广泛使用，“他们的文字跟中国的一样，语言各异，他们互通文字，但彼此不懂对方的话。不要认为我在骗人，中国因语言有多种，以致很多人彼此不懂对方的话，但却认得对方的文字，日本岛的居民也一样，认识同一种文字，语言则不同。”

汉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印刷出版物中，是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巴尔塔萨·加戈（Balthasar Gago）神父1555年9月23日从平户所写的一封信里，信中有6个中、日文字的样本。加戈神父的这封信在欧洲出版，从而成为“在欧洲获得出版的第一批中文和日文书写样字”。

欧洲真正较系统地出现汉字是在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他1602年5月2日出生于德国的富尔达，1618年16岁时加入了耶稣会，以后在德国维尔茨堡任数学教授和哲学教授。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中，他迁居到罗马生活，在罗马公学教授数学和荷兰语。他兴趣广泛，知识广博，仅用拉丁文出版的著作就有40多部。有人说他是“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音乐学家、作曲家、诗人”，“有时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

基歇尔虽然著述繁多，但他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所出版的《中国图说》恐怕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了。《中国图说》拉丁文版的原书名为“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China illuserata）。

这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共有6章，分别从字音、字义、解读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大秦景教碑，并公布了一幅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的手抄临摹本。这是在17世纪欧洲出版物中第一次公布这么多的汉字，这个碑文的汉字和拼音对欧洲早期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第一版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神奇的内容、美丽的插图、百科全书式的介绍，给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大门，一条通向中国精神世界的道路。一时洛阳纸贵，第二年就出了荷兰文版，1670年出版了法文版，1669年出版了英文版，它的内容后来被许多书籍广泛采用。这一点法国学者艾田浦（Etiemble）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耶稣会士阿塔纳斯·基歇尔之中国——附多种神圣与世俗古迹的插图》此书的法文版出版是在1670年，尽管编纂者是一个从未去过亚洲的神父，但此书的影响，比金尼阁的《游记》影响还要大。”

由于卜弥格在罗马学习时是基歇尔的学生，先后返回欧洲的卫匡国、白乃心（Jean Grueber）也都是基歇尔的学生，所以，在《中国图说》中关于中国的文献和材料基本上是卜弥格、卫匡国、白乃心三人提供的。

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公布了卜弥格所做的碑文汉字和注音，这是第一次在西方公布大秦景教碑的全部中文内容，第一次将碑文全部用拉丁字母注音。

虽然在卜弥格到达罗马之前，卫匡国已经将碑文的拓本带到了罗马，但在出版物中从未公布过碑文的中文全文。正是在卜弥格到罗马后，他将手写的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给了基歇尔，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全文发表。

这也是当时在欧洲第一次发表这样长的中文文献。这些中文文字对当时欧洲对中文的了解和认识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对大秦景教碑碑文的注音工作完全是卜弥格和他的助手陈安德做的。卜弥格的做法是将碑文的中文全文从左到右一共分为29行，每一行从上到下按字的顺序标出序号，每行中有45-60个不等的汉字。碑文共有1561个汉字。这样碑文中的中文就全部都有了具体的位置（行数）和具体的编号（在每行中的从上至下的编号）。在完成这些分行和编号以后，卜弥格用三种方法对景教碑文做了研究。

卜弥格对碑文的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对碑文的逐字注音;其二是对碑文的逐字释义;其三是对碑文在逐字释义基础上的内容解释。在书中对碑文的逐字注音和逐字释义是将碑文的中文和拉丁文的注音、释义分开来做的，它们之间完全靠编号来一一对应。

根据我目前的认识，这很可能是在欧洲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关于中文的字典，尽管该字典的排列将中文和拉丁文分开了。这既是卜弥格对欧洲汉学的贡献，也是基歇尔《中国图说》对欧洲汉学的贡献。

其二，他在碑文的解释中所注的纪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纪年，是卜弥格第一次介绍了中国的纪年。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对欧洲文化和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

沙不列（Robert Chabrié）认为“惟卜弥格汉学肤浅，而其同伴华人，学识亦甚疏陋，所以，其译文不及一七一九年刘应神甫注释之文远甚。”（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这个批评有合理之处，因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的汉学水平是比较高（参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卷，453-459页，中华书局1995年），而且，其译文又在卜弥格之后，他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可以做得更加完善。但卜弥格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大秦景教碑的解释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他对汉字的逐字注音对欧洲汉学是一个重要贡献，这在欧洲毕竟是第一次。虽然，罗明坚和利玛窦最早编制了中文和欧洲文字的词典《葡汉辞典》，但在欧洲并未公开发表。卜弥格的这个词典应该是最早在欧洲发表的中文和拉丁文对照注音和释义的词典。由此，在欧洲的汉学家，可以根据这个注音表来研究中文的发音特点。正如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所说：“后来的汉学家（如门采尔或米勒，今天看来，他们还是最早的汉学家）根据这些汉字的编号，便可将它们编成按字母顺序查阅的词典。”

如果说不足，是卜弥格所做的第二部分:逐字的释义。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用一两个拉丁词来解释一个中文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大秦景教碑的中文本身并不是一部字典，中文每个字的字义是作为一句话中的字而显示出其字义的，单独抽出一个字，用拉丁文加以释义是很难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第三部分对整个碑文的意译，从现在来看虽然理解上问题不少，但从解释学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

1670年，三年后《中国图说》出版了法文版，法文版中增加了拉丁文版所没有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法汉对照词典，一个是汉文教理书《天主约要》。法文版《中国图说》中的《汉法字典》的作者是谁，它如何被编入《中国图说》的法文版，这两个根本问题都还未得到解答。

雷慕沙说既看到了卜弥格最早介绍大秦景教碑的文章，也看到了《中国图说》中的汉字。他在《卜弥格》一文中说：“卜弥格还写过一篇文章介绍1625年于西安府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本书的最早版本包含一张图板，上面印有此碑的上半部分、一个十字架以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汉字。不过特维诺选集中并未收入这张图板。”“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和里奇奥尼（Giovanni Riccioli）的《地理改革》 皆收录了卜弥格神父的其他短文。《中国图说》收入的最重要的莫过于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早的翻译，同时附有大秦景教碑的图片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雷慕沙认为，基歇尔所公布的卜弥格的这个碑文全文“迄今为兹，是为欧洲刊行的最长汉文文字，非深通汉文者不足以辩之。”（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这说明卜弥格在《中国图说》中公布的这些汉字受到了雷慕沙的重视，成为他学习汉语的重要材料。

卜弥格这个人很倒霉，他的大部分著作在欧洲没有出版，他留下的大都是手稿，而且大都被人剽窃了。在17—18世纪的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又神奇又稀少，因此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作就反复被转抄出版。卜弥格自己只留下一本著作是署名的，就是《中国植物志》。

因为卜弥格在海南岛生活了一段时间，海南岛是中国植物品种最多的一个省份，他自己也对这个很感兴趣，便出了一本书。他对植物及其用途、入药的加工方法都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在此之前没有人这样介绍过中国的植物。

他这个著作虽然比较单薄，但对于欧洲来说是第一本。这本书是1656年12月在维也纳出版的。卜弥格在这本书中一共介绍了21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和9种中国的动物。卜弥格在这本书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绘画才能，为每一种植物和动物都绘了图，使这本书图文并茂，十分生动。

这本书受到了雷慕沙的关注，他说卜弥格“曾出版过一本75页的小册子，名曰《中国植物志》（对开本，由Rictius先生负责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书中介绍了二十多种有趣的中国植物以及一些珍奇的中国动物”。

例如，卜弥格在介绍中国的植物“大黄”时，首先是放一幅大黄的图，然后用文字介绍说：

“大黄虽然生长在整个中国，但最常见于四川、陕西省和靠近长城的肃州，……那些生长着大黄的土地颜色是红的，因为得到了许多泉水和河流的灌溉，显得很肥沃。这种植物的叶子很大，它比两个手掌还长。它的背面发皱，表面光滑，边上有一层绒毛。它成熟后，就会萎谢，变得枯黄，最后便掉在地上。大黄的茎杆长到一个手掌那么高后，它的中部便长出一根柔嫩的枝桠，枝桠上开满了花（像大的紫罗兰花），从这种花中能够挤出一种像蓝色的牛奶样的液汁。大黄有一种刺鼻的气味，不好闻，它的根部或尾部都埋在地里，有一个、两个，有时候三个手掌那么长，呈灰色，不太好看。它所有的根丝都很细，向四面伸展。如果把这种根切成一块块的，里面就露出了黄色的瓤，瓤中带有红色的纹路，还会流出一种黄色的、或者略带红色富于黏性的液汁。如果将这些块状的瓤加以干燥处理，经验告诉我们，其中的液汁马上就会挥发掉。在这种情况下，根虽然是很纯粹的根，但完全失去了它的药性。因此，行家们总是把这种呈块状的新鲜的大黄放在一些长板凳上，将它们从各个方面不断地翻来翻去，这样，那些液汁便可留在瓤中。四天之后，再把这些块状的东西和其中已经凝固了的液汁用绳子系起来，挂在阴暗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烤晒。冬天是把这种根刨出来的最好的时候。在这之前，根上还会长出绿色的叶子，这大概在5月初，也就是根中的液汁开始凝聚和药性最大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夏天，也就是在根上刚刚长出绿色的叶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把它刨了出来，那么它里面的液汁便是黄的，它的表面会有红色的纹路，呈海绵状，很光滑。只有在冬天采集的大黄才是最好的大黄，满满一车新鲜的大黄值一个半埃斯库托，干燥后它会失去很多重量。七磅新鲜的大黄干了之后，就只有一磅多一点了。新鲜和呈绿色的大黄很苦，味道很不好。中国人称它大黄，就是很黄的意思。”

这里不仅仅是介绍了大黄的植物特点，也介绍了对大黄的加工过程。当时，中国的大黄是欧洲急需进口的药物。卜弥格的记载大大促进了欧洲对大黄的认识。

雷慕沙对这本书的配图和文字很感兴趣，他说：“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国凤凰。书中所配的二十三张图并不算完美，但作者标注的中文名称颇有价值且足够精准，尽管这些名称在刻印的时候遭到了印刷工的篡改。”

“这是一种栖息在中国的非常漂亮的鸟。它如果被一个普通人见到了，就有可能发生不利于皇家的事情。这种鸟雄性的叫凤，雌性的叫凰。……它的头很像孔雀的头。中国人认为，它能预知未来，它的翅膀象征品德或正义，胯部（脚）象征顺从，整个身躯象征忠诚。这种鸟性情温和，可是它的身子的前半部像犀牛，后半部像鹿。它的头像龙的头，翅膀像乌龟壳，尾部像公鸡的尾。雄性的有五种非常漂亮的、闪闪发亮的颜色。这种鸟被认为是一种象征，在一些最大的官的官服上，用金线缝制了它的图像，但是这些图像不大于两个手掌。”对雷慕沙来说，由于《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这对于他学习汉字很有帮助。

如果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考察，卜弥格这本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这是来华传教士中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植物志。在此前的传教士汉学著作中，例如在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的《大中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也多少有对中国植物的介绍，但都过于简单。19世纪俄罗斯的植物学家、汉学家埃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列特施耐德（Emil Vasilyevich Bretschneider）写了《欧人在华植物发现史》。在他的书中，给予了卜弥格高度的评价，认为卜弥格开启了来华传教士中国植物研究之先河，对后来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样才会有后来人对中国植物的关注和收集，并开始将中国的植物标本、花卉种苗送往欧洲。

可以说，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开启了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新方向，并为以后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自然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欧洲对中国植物的认识史来说，卜弥格的著作也是奠基性著作，虽然这本书比较单薄，但他毕竟是欧洲第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和记载，正如波兰汉学家卡伊丹斯基所说：“在欧洲，不论在17世纪还是在18世纪，都没有一个植物学家能够像卜弥格那样，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经验，撰写和发表过什么东西。”卜弥格的这本书在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7—18世纪关于植物学的著作中很多引用了卜弥格的成果，以后真正根据中国材料写出《中国植物志》（Botanicon Sinicum）的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大夫埃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列特施耐德在书中也引用了卜弥格的材料。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上，卜弥格是开拓者，无论是从来华传教士汉学的角度，还是从欧洲对中国植物认识史的角度，卜弥格都是成绩卓著的。我们只要提一下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于1753年发表的《植物种志》一书中，共收集了5938年植物，其中提到中国植物的名称37种，而卜弥格凭一人之力在近百年之前就已经记载了22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这说明他的研究是多么地超前。同时，这本书也成为雷慕沙了解中国的重要书籍，对于他积累关于中国的知识起到了作用。

卜弥格的父亲原是利沃夫的一位著名医生，曾在意大利帕多瓦（Padova）一所著名大学里完成了医学专业的学习。这所大学当时号称“学者的制造厂”，像新时期解剖学的创立者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欧洲流行病学先驱古罗拉马·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ncastro），还有具有世界声誉的自然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哥白尼都在这里学习过，卜弥格的父亲有篇很著名的遗嘱，他在这篇遗嘱中曾表示要他的儿子和孙子们都去意大利学医。

卜弥格本人虽然选择了神学专业，但他对欧洲的医学一直很感兴趣，读过不少当时西方医学的重要著作，这点在他所写《医学的钥匙》和《中医处方大全》两本书的前言中可以看出。因此，卜弥格来中国后对中国医学感兴趣绝不是偶然的。

卜弥格是欧洲第一位对中国医学做深入研究的人，但他这个名誉到很晚的时候才被欧洲学术界承认。17—18世纪的欧洲，在关于中国知识的问题上是一个剽窃盛行的时代。由于关于中国的知识既神奇又稀少，因而关于中国的书，尤其是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常被反复地转抄、反复地改写、反复地盗名出版。卜弥格也避免不了这个命运。由于卜弥格出身医学世家，他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医学一直很感兴趣，他提到自己的中国医学著作是在他返回罗马后写的反映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告中，这个报告的题目是《耶稣会卜弥格神父一个关于皇室人员和基督教状况的著名的改变的简短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说他将要出版一本研究中国医学的著作《中国的医学》，也就是一种通过脉诊来预见疾病、病情的发展及其后果的特殊技艺。这种技艺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基督诞生前许多世纪就有了。它产生于中国，是值得赞扬的，和欧洲的不一样。

在返回欧洲后，1656年，卜弥格在维也纳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这本书中，卜弥格介绍了一系列用于中医的动植物，如生姜、中国根、桂皮、胡椒、槟榔、蒟酱、大黄、麝香、蛇胆和蛇毒。在某些情况下，卜弥格还说明了这些药物的味道和药性（是温性还是寒性）和在欧洲人看来它们能治什么病。”卡伊丹斯基认为，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中所绘的植物并不都是他在中国看到的植物，也包括他在印度看到的植物。这本书也许是卜弥格本人生前看到的自己正式出版的唯一一本关于中国医学的著作。

卜弥格在他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的结尾处曾提到他写有《中国医术》（Medicus Sinicus）这本书，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说卜弥格有一部医学书，伯希和认为这部书就是《医鑰》（Clavismedica）。

在他从罗马返回中国时，他关于中医的著作基本已经完成了。但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此时的中国已是满清的天下，他所效忠的永历南明王朝早已被满清所灭。为了保护中国的整体利益，澳门的葡萄牙人禁止他从澳门返回中国。这样他只好将自己对中医研究的著作手稿交给了同会的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自此，卜弥格关于中国医学的著作便开始了艰难的旅行。

柏应理并没有将卜弥格的手稿寄回欧洲出版，而是转交给了“一个荷兰的商人约翰·范里克。这个商人又把它寄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巴塔维亚，在那里被荷兰东印度的总督约翰·梅耶特瑟伊克征用，他认为这部著作对他的医生和药剂师们来说，是用得着的”。这个药剂师就是在巴塔维亚的荷兰人安德列亚斯·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他是驻巴塔维亚的首席大夫。1682年他将他的《中医指南》（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手稿交给了德国早期的汉学家门采尔（Christian Menzel，1622—1701），在门采尔的帮助下，这本书在法兰克福出版，作者成了安德列亚斯·克莱耶尔，卜弥格的名字不见了。（实际上，在Malines城滞留期间，柏应理曾托在暹罗的荷兰商馆的经理Jan van Ryck，将他的一封信和信札转寄巴塔维亚的总督梅耶特瑟伊克，其中就有《关于中国人按脉诊病的方法》的小册子，伯希和认为这是柏应理在暹罗空闲时从卜弥格的书中抄写的，这本小册子没有署卜弥格的名字。）

克莱耶尔出版的《中医指南》第一编有分册，附有木板图29幅，铜版图一幅；第二、第三编是一个欧洲考据家的论述；第四编是“择录这位考据家发自广州的几封信”。

第一个剽窃卜弥格医学著作的就是克莱耶尔。他在此以前（1671年）在法国出版过一部译成了法文的著作《中医的秘密》。“这部著作的全名是‘中医的秘密’，其中包含着一种完美的脉诊诊断学，是由一个立了大功的法国人从中国带来的，格勒诺布尔，1671年。”伯希和说的这个在广州的法国人就是克莱耶尔《中医指南》第二、三编中的那个欧洲考据家，但这个在广州的传教士是何人，伯希和无法证明。而卡伊丹斯基认为：“《中医的秘密》毫无疑问是卜弥格医学著作的一部分。”

在克莱耶尔出版《中医指南》后4年，门采尔在德国也出版了关于中医的书。1686年他在纽伦堡科学年鉴上发表了《医鑰》，并明确指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卜弥格，这本书的全名是《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了解中国脉搏理论的一把医学的钥匙》。

雷慕沙对于卜弥格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医的著作，十分关注，对卜弥格中医著作的转抄和剽窃也很清楚，他说:“这四卷书都是关于脉搏的。《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以及《单味药》均为卜弥格神父参考中国医书后所作，总共包括二百八十九篇文章。剽窃者还在书中加入了一些译自中文的文章，可能是选自卜弥格神父1669和1670年从广州寄出的作品。在这部书中，还可找到一百四十三张木刻的画以及三十张铜版画。然而，这本书却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中国人不甚了解解剖学。然而在卜弥格神父的原著中，其实有许多展现中国人解剖学知识的文章。此外，克莱耶尔在1680年还出版过其他的作品，一部名为《中医处方大全》，另一部是四开本的《医鑰》，1680年于法兰克福出版，似乎第二部只是第一部的摘要。”

雷慕沙读到了卜弥格的这些文章，促使他开始写关于中医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舌症状研究：即关于从舌头看出的病症，尤其是中国人的相关理论》。

他在论文中首先对中国医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中国或许没有一个学科像医学这样先进，世界上没有一个医生可以与中国医生相比。他们从帝国诞生起就开始研究医学，那些至今为止还受到人们极大尊敬的古代皇帝被认为是医学的发明者和推动者。”当时在法国很难读到关于中国医学的书，雷慕沙明确地说：“比较好懂的是卜弥格从汉语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后来被克莱耶尔剽窃、编纂并以自己的名字出版的一部著作。”他的博士论文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对卜弥格关于舌苔治疗的一个翻译和介绍，并将卜弥格所介绍的中医治疗舌苔病症的方法和西方的治疗方法加以对比研究。

卜弥格在《舌诊》中说：“照中国医生们的看法，人体五个器官和五行有五种颜色。舌头反映心的状况，心主管整个人体，心的颜色是红的，肺的颜色是白的，肝的颜色是青的，胃的颜色是黄的，肾的颜色是黑的。”然后，卜弥格对舌苔的五种颜色所代表的疾病做了介绍，雷慕沙基本上把卜弥格所介绍的五种颜色的病情写在了自己的论文中。

通过这种介绍，雷慕沙说：“中国医生的天才和研究通过从舌头的不同颜色来诊病就已经可见一斑。”他在论文中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和翻译中医的舌诊方法和理论，他同时将中医的这套方法和欧洲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作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我清晰地对中国人从舌头的状态诊病及其与欧洲医学理论的契合进行了介绍。其内容丰富、详实，显示出他们出色的智慧。”

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卜弥格翻译和介绍的中医理论，特别是他介绍的中医关于舌苔病症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为雷慕沙展开中医与西医的对比提供了基本材料，成为他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汉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教士汉学转变为“专业汉学”。法国汉学经过弗雷烈（Nicolas Freret）、傅尔蒙（Foummont）、黄嘉略的传承，到19世纪初，专业汉学诞生。在法国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学科:汉学。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所说：“1814年11月11日，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席位的创立使汉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不仅是对法国汉学，而且对整个欧洲汉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对中国的研究列为大学学科，这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一次（在俄国直到1851年，在大不列颠直到1876年才进入大学学科，在欧洲其他国家那就更晚了，美国是最后）。”[戴密微《法国汉学的历史》，《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春之卷（总第3期）]担任第一个汉学教授的就是当时年仅27岁的雷慕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