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与融合已历经数千载。在这跨文化对话的历程中，我们的文化被丰富、视野被拓展，我们的文明日益彰显出世界性的意义。孕育于中外文明交流史中的海外汉学，也渐成“显学”。那些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足迹的汉学家，以及围绕他们的研究与对话，都值得被详尽梳理。

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自2015年成立至今，已与全球103个国家开展文化合作交流；汇聚5000余名汉学家、翻译家等资源。为梳理各国的汉学史知识与优秀的汉学家们，丰富海外汉学研究，助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特依托现有资源，以国别为单位，开辟“世界汉学档案”系列专栏。

截至目前，“世界汉学档案”系列已整理发布尼泊尔、蒙古国、罗马尼亚等13个国家、共计18篇的国别汉学档案。

为更好地厘清各国汉学发展脉络，“世界汉学档案”将以世界汉学的发展历程为基础，分国别对各国的汉学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搜集、汇聚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汉学家们，以致敬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日推出的国家是瑞典：《瑞典汉学档案》（上）。

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中国和瑞典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在公元九世纪，双方就已开始进行贸易和文化交往，比尔卡岛（Birka）上维京时代（700-1000年）的遗址曾出土过中国唐朝的暗花丝织物，十三世纪（中国元朝时期）起，中国的古籍、文物就开始传入瑞典。

北欧维京时期的瑞典遗址中发现的唐朝丝绸

瑞典汉学是欧洲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开宗创派以来，涌现出许多卓有成就的汉学大家，从尼尔斯·马茨松·基奥平（Nils Matsson KiÖping）第一次将中国介绍给瑞典，到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喜龙仁（Osvald Sirén）、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再到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历经三百余年的发展，光辉不减。

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乃在整个世界中国和东亚文化收藏领域都有很高地位的瑞典东亚博物馆

瑞典的汉学源起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166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瑞典雇员尼尔斯·马茨松·基奥平（Nils Matsson KiÖping）到达中国台湾和福建沿海，是有史可查第一个到达中国的瑞典人，他用瑞典语撰写的《基奥平非亚行记》记载了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见闻及明清变革这一历史事件，这也是首本介绍亚洲的瑞典语书籍。

尼尔斯·马茨松·基奥平瑞典语撰写的《基奥平非亚行记》

随着中瑞交流的加深，乌普萨拉大学率先燃起了汉学的学术研究火苗。1694年，尤纳斯·洛克纳斯（Jonas Locnaeus）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的长城》，此篇论文以中国为参照，论述了建一座长城保护瑞典王国的可行性。这是瑞典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最早的专著。文章长十四节，用拉丁文写成，作者在文章中对长城建筑构造的基本状况作了清楚的描述，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古代建筑物之一，是东方人高超的建筑艺术的成果。

乌普萨拉大学

三年后的1697年，艾略克·罗兰（Erik Roland）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大中华帝国》，第一次把中国的行政区域与人口统计资料介绍给西方世界，反映了当时欧洲盛行的理想化中国的意象。13年后的1710年，奥拉瓦·赛修斯（Olavus Celsius）完成了博士论文《略论中国哲学家孔子》，该论著收入了三篇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大学》和《中庸》的译文，赛修斯从这些孔教经书中，发现了挪亚教和摩西教的痕迹，也发现与《福音书》相类似之处。他赞同莱布尼兹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传教士也应该来欧洲传教。赛修斯后来成为乌普萨拉大学的历史教授。

奥拉瓦·赛修斯

卡尔・佛里德里克・雪菲（Carl Fredrik Scheffer），是十八世纪中叶汉学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人物，他同样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1734-1735在哈雷大学学习法学。他出版了许多论著，传播儒学“重农务谷”的“以农立国”的思想，介绍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和管理方式，特别是介绍朱熹的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他还到瑞典皇家科学院作演讲，宣传中国农业成就，宣扬中国是按照“自然法”行事的典范，号召瑞典要以中国为榜样，照中国的模式来治理和发展。他认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社会是家庭的延伸，国王的统治应当依循自然法则。1772年10月28日，雪菲在斯德哥尔摩科学研究院发表演说《宪法之性质与人民快乐之关联》，称颂中国可为欧洲国家效仿的典范。

卡尔・佛里德里克・雪菲

同样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的卡尔·古斯塔夫·埃克伯格（Carl Gustaf Ekeberg）发表了《1770-1770 年中国航行》的回忆录，他为卡尔・佛里德里克・雪菲（Carl Fredrik Scheffer）创作的“中国之旅”配以铜版画插图。他还发表了多本出版物，表达了他对幸福和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钦佩。1757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中国农业概述》，文章论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他认为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是一个楷模，中国人民勤劳刻苦，善于通过生产实践创造财富。他希望瑞典人也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卡尔·古斯塔夫·埃克伯格

瑞典植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Peter Osbeck）是亲赴中国收集植物的先驱者之一。1751年，他曾在中国展开为期数月的调查，1757年，又出版了他在中国的考察记录《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值得一提的是中华白海豚最早便是由彼得·奥斯贝克于1751年在珠江口航行时遇见并记录下来，取名为“Chinese White Dolphin”。

18世纪外国人画的中国植物插图

18世纪的瑞典汉学界还出现了多位有一定影响力的汉学家。例如诗人卡尔其尔曼的祖父约翰・阿德・贝尔曼（Johan Arndt Bellman），1723年贝尔曼用瑞典语翻译出版了《儒家箴言八十则》，收录了孔子等人的语录八十条，是以法国传教士迈克・波陶德（Michael Boutauld）用拉丁文选译的儒家经典为基础翻译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人类道德完善和理想人格的讨论。第一部以瑞典语写成的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概况为基本内容的著作——《新中国史》的作者雅各布·娄定（Jacob Röding），1758年出版了他的专著《新中国史》，这是第一部以瑞典语写成的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概况为基本内容的著作。以及《三字经》和《孝经》的首位瑞典语翻译者恩维尔（Nve）。

《早期澳门史》所附澳门地图

瑞典首任驻华总领事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32至1836年间陆续增订出版的《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广州概况》一书，被国际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科学的对澳门历史进行研究的权威著作，不仅主要利用西文史料对澳门早期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以及商贸状况等都有比较具体的论述。澳门的伦斯泰特大马路（Avenida Sir Anders Ljungstedt）以他的名字命名。

钱纳利绘的龙思泰像

传教士汉学在瑞典汉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1854年，瑞典来华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根据洪仁玕的亲口讲述，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他撰写了《中国的起义领袖洪秀全以及广西农民起义的发端》，该书1853年在香港出版，1855年在伦敦出版，该书是第一次用西方语言描述太平天国起义，对早期的瑞典汉学研究极为重要。韩山文还撰写了客家方言的第一个语法草案，创立了西方研究客家语的基础。

韩山文

洪仁玕

艾略克·福尔基（Erik Folke），福尔基1887-1920年间在中国居住，成为瑞典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他将《庄子》《老子》等古代哲学著作译成瑞典语，1922年他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书《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代表了当时瑞典的一般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了解程度；他也用中文撰写了旧约的历史，并翻译了路德的《论基督徒的自由》和《奥古斯塔纳忏悔录》。

奥拉瓦·赛修斯

从20世纪初起，瑞典汉学发展到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层面，以斯文·赫定（Sven Hedin）考察中国为基础的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以及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开创的汉语语言学研究。瑞典王室对中国文化的钟爱给瑞典汉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促使瑞典成为整个北欧汉学研究的中心和先锋。

瑞典卓宁霍姆宫之中国宫

1919年瑞典成立“中国研究会”，瑞典元帅帕兰德担任会长，组织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对中国新疆和西藏进行三次远征，他也被称为丝绸之路科学考察第一人。斯文·赫定是揭开罗布泊变迁之谜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瑞典人。他师从德国地理学家和中国学专家李希霍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地质学，在柏林大学学习地理学；他去世后出版的中亚地图集是他毕生工作的结晶。

斯文赫定坐在罗布人的卡盆（胡杨木船）中，驶向罗布泊。背景为楼兰古城的标识建筑“三间房”

楼兰遗址

帕兰德元帅去世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亲自出任会长，并设立基金支持赴中国考古探险和汉学研究，创建了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时任王储）本人也在1926年到访中国。古斯塔夫六世是瑞典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的奠基人，古董收藏家，专精远东古代工艺学，被公认是西方最伟大的东亚考古和艺术鉴赏家。

赵戴文在山西接待瑞典王储

在斯文·赫定考察边疆的同时，另一位瑞典人正在河南的农村辛勤的开展考古工作，他就是后来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的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

1918年，中国农商部为安特生发放的护照，此护照的放大照片展示于仰韶文化博物馆

约翰·古纳·安特生

1921年，安特生主持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安特生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安特生在其1923年出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他认为仰韶文化与商周文化紧密相连，是汉族的远古祖先创造出来的。

安特生得到民国政府褒奖

与安特生经历相似的还有新常富（Erik T. Nystrom），在中国1911——1912年的革命期间，他参加了瑞典英国联合以及瑞典单独组织的营救探险，前往中国北方内陆和蒙古。1914年到1917年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1919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了地质学和矿物学的哲学学位。1920年他回到山西大学，出任地质系主任。他还创建了山西研究会，参与者包括中国、瑞典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些与自然学科相关的论文。1931年之后，他住在北京，首先担任大学讲师，1937-1945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新常富为山西大学乃至山西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晋矿》《1914 年中国矿石地质考察：瑞典在矿石地质领域在中国的努力》《中国国库》等。

新常富

瑞典汉学发展到学术层面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开始中国艺术的系统研究，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喜龙仁（Osvald Sirén），他是在中国建筑史和美术史两方面兼具重要影响的人物，是中国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喜龙仁

喜龙仁（Osvald Sirén）是20世纪西方极为重要的中国美术史专家、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获得者并被称为“二战后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大成者”。曾任职瑞典斯德歌尔摩国家博物馆，后为斯德歌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1918年起他6次来华，并深深爱上了东方艺术，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极深。除了中国艺术研究者的身份外，他还是欧美多间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中国艺术收藏的顾问，自己也是中国艺术的收藏家。

哈达门，城楼以及在瓮城中等待火车通过的人群（喜龙仁 摄 选自《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喜龙仁对中国各种类型的艺术都极度痴迷，经过半个世纪的深耕细作，在建筑、园林、绘画、雕塑方面都卓有成绩，一生著述极丰，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就有《北京的城墙与城门》《5—14世纪中国雕塑》《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中国早期艺术史》《中国画论》《中国园林》等，其巅峰之作是七卷本的《中国绘画：名家与原理》。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喜龙仁几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的百科全书式人物。

喜龙仁（中）与日本艺术史家岛田修二郎（右一）在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看中国古画

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高本汉

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化，汉学著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尤其致力于汉语音韵训话的探究。他进行了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拟构、训诂、辨伪和音韵方面的“远古文化”研究，也向西方读者普及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等汉学基本知识。他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作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解析字典》《汉文典》和《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等大量的杰出汉语语言学专著，造就了一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时代，他也是瑞典汉学的奠基人之一。

高本汉所著《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聂鸿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本汉对西方汉学界的特殊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开拓性研究，而且因为他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学生。他从1945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兼任汉语教授，直至1965 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学生师从于他。其中一些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家，为瑞典乃至世界汉学作出了贡献。他的第一批学生中的易家乐（Soren Egerod）、韩恒乐（Henry Henne）和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后来分别成为挪威奥斯陆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教授，为北欧汉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高本汉《左传注释》手稿（1970年，时年81岁）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师承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马悦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等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他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并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

马悦然

在2018年4月6日，马悦然完成了《庄子》的翻译，这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本译作。在翻译《庄子》同时为自己写下讣闻铭句：“恩赐干活，日燃光芒。”这句话确实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出现，如同在中国文学通往世界文学殿堂的道路上，点亮了一盏灯，正是他多年来不遗余力研究、译介中国文学，才使很多人感受到中文之美。

1979年马悦然与吴一峯夫妇在成都

安德森（Love Bertil Anderson）也是高本汉的学生，他主要研究汉语语音、汉字。安德森起初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汉语，后来在乌普萨拉大学担任中文讲师。他设计并于1969 年首次发布了书写标准普通话的Simplified Wade（SW）系统，这是仅有的两种以这种方式表示声调的普通话罗马化系统之一。

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是最早跟随高本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汉语，中国哲学和历史，尤其是从汉朝到宋朝的中国早期王朝的行政经济史。毕汉思1979年随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中国，专门从事东汉史的研究，在长达26年(1954-1979)的时间里撰写《汉朝的复兴》，于西汉的覆灭，王莽新政的兴衰以及东汉政权的建立作了全面的评述精辟地论述了朝代更迭过程中内在经济，文化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种论著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在对史书中预兆的考释，历史人口统计以及历史循环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

毕汉思

尼尔斯·马茨松·基奥平的点燃汉学星星之火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燎原之势，瑞典汉学界群星灿烂、人才济济。在马悦然之后，新一代的瑞典汉学学者们也接过学术之棒，沿着前辈先贤的路继续前行。

注：部分图片文字资料来源于网络，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