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受到贵宾的待遇
凡是在巴基斯坦待过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巴基斯坦给予的贵宾(VIP)待遇。不少人还到过别的国家,有了比较,他们更认为中国人只有在巴基斯坦才得到了贵宾的礼遇。
我们假日购物或者逛商店,店主都主动请我们进商店坐坐。我们说不买东西,他们还是热情不减,让我们坐下,并以冷饮或奶茶招待。他们说,我们都是“周恩来”,是他们的朋友。
这种发自内心的情谊在拉合尔更是炽热。因为在1965年印巴战争中,拉合尔的火车站遭到印军的炮击,而中国对印的严正警告和对巴的全力支援,使得当地百姓避免了进一步的战火涂炭,他们对中国的感恩之情回报在所有长得像周总理的中国人身上。
我国于1965年9月17日向印度发出了一个义正辞言的声明,要求印度停止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并保证从此不再干扰巴基斯坦。
一位在卡拉奇机场工作的移民局官员为表示他对中国的友好,甚至说他对每一个入境的中国人都会多加关照。我们马上告诉他:“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齐呢!中国人里好人多,但也有坏人,你可别放过坏人。”
中巴公路施工现场
有一次,我们去游览胜地穆里山玩。下山时发现车辆走不动,原来前面发生了车祸。当地官员指挥所有巴基斯坦车辆一律拉运伤员下山去医院,但放行了我们这辆使馆车。是帮助拉伤员,还是离开,实在拿不准主意,我们也只好“客随主便”,按照他们的指挥开走了。有很长的一段路,就我们一辆车在行驶。
前总理外孙女热心巴中友好
1997年秋,我到卡拉奇出任总领事,有幸结识了首位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的外孙女贾米尔夫人。她和丈夫乔德里先生都是卡拉奇著名的大律师,但在我们中国总领馆的心目中,这对伉俪首先是中国的挚友。他们和我们总领馆多有往来,就像走亲戚一样。
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华,在机场欢迎仪式上致词。(《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图)
贾米尔夫人家的客厅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大幅织锦肖像非常醒目,那是苏拉瓦底总理1956年访华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亲笔题名相赠的。
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访巴期间受到巴群众的热烈欢迎。中间为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
贾米尔夫人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她的外祖父苏拉瓦底总理1956年10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开创了巴基斯坦总理访华的先河。苏拉瓦底总理访华期间,毛主席会见并宴请他,周总理同他进行了4次会谈;同年12月,周总理回访巴基斯坦。一年内两国总理的成功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贾米尔夫人感慨地说:“外祖父当年果断地排除了诸多的压力和阻挠,坚定地迈出了访华的步伐,实属不易。他对访问的成功十分欣慰,回国后对我们说‘这次访问访对了’。”
苏拉瓦底总理热爱中国,这次访问增加了两国间的善意、了解与信任,为后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和持续的发展打下了弥足珍贵的基础。
贾米尔夫人是大家闺秀,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社交场合经常见到她。她是巴基斯坦英语协会的秘书长,经常邀请我参加协会的活动,使我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的了解,更让我有机会见到并结识卡拉奇的各界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
回首往事,我清楚地认识到,贾米尔夫人对中国友好,满怀善意,真是祖孙性情一脉相承。她处处想到中国,时时不忘帮助中国。她有意邀请中国总领事参加社交活动,不就是为了让我有机会多结交巴各界的朋友嘛!
怀念一起翻译毛选的巴基斯坦专家
1966年底,外交部部分外语干部被外文局借调,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这些干部主要是学非通用语的,当然主要来自我们翻译队,我也是其中一个。
这样一来,我同乌尔都语笔译竟结缘了8年,有幸接触到巴基斯坦专家扎希德·乔德里、拉希德·巴特和阿法兹·拉曼等,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巴友好的执着。
2009年,作者荣获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巴基斯坦之星”勋章。
这些专家在巴基斯坦新闻界都是很有名气的。乔德里先生来华前是巴基斯坦主要英文报纸《黎明报》的驻伦敦特派记者,除了参与毛选翻译以外,他还想在中国研究中国。
他对新华社每日英文电讯稿十分珍视,哪天没有收到,就会失魂落魄、坐卧不安;一旦得到,则又眉开眼笑、如获至宝。但他绝对务正业,按时上班,聚精会神搞翻译,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下班后才或在办公室或回住处研究电讯稿。
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但却从不自恃,说自己是在工作中学习英文的。由于英文好,理解原文自然也好。可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他请了他人来翻译,并且告诉我们他理解原文不成问题,但对乌尔都语的哲学术语和表述拿不准。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说法,可这位不苟言笑的巴基斯坦文人在跟我们说这些话时却很坦然、淡然,显示出一个外国人对翻译毛主席著作的虔诚、认真、严肃的态度。
《乌尔都语汉语词典》编委成员作者(左三)与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阿什拉夫·杰汗吉尔·卡齐(中)合影。
拉曼和巴特两位年轻专家是巴基斯坦主要乌尔都文报纸《战斗报》的记者,还同是巴著名进步作家肖克特·西迪基的门生,文笔精彩,对华友好,至今同我们这些中国老同行保持联系。他们在华完成毛选翻译任务后,又继续翻译中国文学著作,对汉语能听会说,据说《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都是地道的“中国通”。
拉曼初来中国时还是个单身汉,晚上活动多些,因此白天上班笔译时免不了打盹。我们看到后有时捅捅他,有时当作没看到,但他的敬业精神体现在他的工作效率和信、达、雅的译文上。
后来他结婚了,夫人美娜士也是记者,来华工作期间写了系列报道刊登在《战斗报》上,向巴基斯坦读者介绍中国,获得了中国外国专家局颁发的“友谊奖”。他们的女儿也在父母的熏陶下写小文章介绍中国。拉曼全家人都是中巴友好大厦的建设者。
说起巴特,他还当了中国的女婿。他初次来华时已经结婚,夫人很富态,跟我们好像没有搭过话,是一位典型的穆斯林家庭妇女。后来巴特再次来华工作时,已经是光棍儿,但有个女儿。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他续弦娶了一位中国女工。据说,他们的结合还是经中国领导人批准的,成为一段佳话。他们的婚礼招待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数百人出席,好不热闹。
拉曼和巴特珍视中巴友谊,更热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作代价所参与的中国乌尔都语翻译事业和同他们多年朝夕相处的中国同行们。后来,无论我在伊斯兰堡使馆还是在卡拉奇总领馆常驻时,拉曼和巴特都是我的好朋友,对我们的外交工作给予莫大的帮助与支持。
田丁大使为中巴友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1年5月22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驻巴基斯坦大使田丁在陪同来访的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阿尤布·汗参观访问时,因隐性冠心病突发,猝然逝世,终年63岁。
阿尤布·汗议长访华是来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的。当时我在国内,从电视上看到大使一次次陪同老朋友议长,觉得作为一位前大使参加一次活动就礼数到了,我在电话中还请大使保重。因为我在驻巴使馆期间两度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深知老领导古道热肠、事必躬亲,而且自己又会英语。
田大使有隐性冠心病,随身带着急救药。那天,陪议长登慕田峪长城时,在缆车里他身体疲乏,将头枕在了议长肩上。议长以为老朋友困顿,没有好意思马上提醒。后来发觉异常,可田大使的急救药放在西服兜里,而西服丢在轿车里了,从而错失了第一时间的抢救。
6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驻巴基斯坦大使田丁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6月4日)在北京医院举行。李鹏、吴学谦、姬鹏飞、王汉斌、王芳、钱其琛等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巴基斯坦议长阿尤布·汗和巴基斯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沙默德。吴学谦、王汉斌、钱其琛、外交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田丁同志的生前友好以及沙默德临时代办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田丁同志逝世后,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总理谢里夫、议长阿尤布·汗等先后发来唁电或唁函。
上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首任驻华大使并在以后再次任驻华大使、为两国边界问题解决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退役少将穆罕默德·罗查在访华期间病逝;曾经出任过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和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的凯瑟先生也在来北京旧地重游时驾鹤西去;退休后担任全巴基斯坦巴中友协主席的前驻华大使蒙塔兹·A·阿尔维在率友协代表团访华期间突然病重并在回国后不久逝世。
阿尔维大使非常敬重周恩来总理。我的朋友陆树林先生曾告诉我,1976年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宣布后,阿尔维大使未经事先约定,在早晨8点前赶到外交部表示沉痛哀悼,韩念龙副部长得悉后接待了他。在会客厅里,阿尔维大使边流泪,边赞扬周总理为发展巴中友谊所作的卓越贡献和周总理与他的个人情谊,以至韩副部长、翻译陆树林和他一起泪流不止。
这四位大使的故事,说明了中巴两国的外交官是如何为发展两国关系工作到最后一刻的,他们的名字应该被两国人民代代相传。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简介:安启光,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政务参赞、前驻卡拉奇总领事,世界汉学中心乌尔都语翻译中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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