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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道德经》成德语世界最热的中国典籍 


  从左到右:波莱恩克那教士在1870年出版的第一部《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德博在1961年出版的译本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汉斯-格奥尓格·梅勒在1995年出版的德语世界第一部帛书《老子》德译本;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于2011年出版,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发展(1933年-1945年)、逐渐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发展(1900年至今)四个阶段。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诺阿克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便是早期质量欠佳的译本之一。译者将“道”翻译为“神”(Gott),“德”为“美德”(Tugend),并且将《道德经》视作一本关于宗教和美德的书。该阶段也有学院派译者,如东方学家鲁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学说》为题出版了《道德经》译本。与其他译者根据原著顺序翻译不同的是,他尝试将《道德经》分为“道”本身、“道”作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与人类的起源、圣贤和社会伦理学以及统治者等不同主题,并分类翻译《道德经》的不同章节。此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翻译《道德经》,如历史文化小说家亚历山大·乌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译作《老子的轨道与正道》,这是译者将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再转译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识,改译本与原文偏差较大,但是在《道德经》德译第一阶段,这部译作却获得较大的认同并影响了许多后继译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间共在不同出版社发行了6次。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著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两德合并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当代中国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开始产生中国学转向,传统的汉学逐渐被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中国学代替。新机遇也为汉学研究者带去新挑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需满足国际化需求,研究者们应具备国际化视野。受此影响,《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德译者们将《道德经》的翻译与中国内的学术新成果相结合。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2011年出版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之一,这也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顾彬认为在早期的译介发展中,老子被人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环,而当代的翻译需要将老子“去神化”,用客观的翻译和阐释将老子拉下神坛。


  整体而言,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其译介方式从译者们尽力呈现《道德经》原文,发展到研究者们将中国最新的《道德经》研究情况介绍至德国。百年译介,百种版本,老子《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经历无数的变异与融合,最终走进了德国读者的内心。(by文汇报)

2019-02-22 10: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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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茶相依

  #资讯#Poppy Toland获人民文学奖·翻译家奖

  2018年12月12日,“弄潮杯”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杭州市江干区举行,多次在Pathlight杂志发表翻译作品的英国译者Poppy Toland获得“翻译家奖”。

  人民文学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谡,以刊载于《人民文学》杂志上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为主要评选对象。1986年首次评奖,2003年冠名为“茅台杯”,2007年将长篇小说纳入评奖范围,2010年增设非虚构作品奖,2013年增设翻译家奖。2018年人民文学奖冠名“弄潮杯”,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江干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下设十个文学奖项。今年的翻译家奖花落奥地利译者维马丁与英国译者Poppy Toland(陶丽萍)。

  Poppy Toland,自由译者,现生活在伦敦。她曾在利兹大学学习中文,并在北京生活过四年。在北京期间,她是《Time Out 北京》杂志的编辑,也是BBC《美丽中国》系列纪录片的田野调查协调员。她的翻译作品包括:格非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路内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迟子建长篇小说《晚安,玫瑰》、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另有短篇阿乙《两生》、毕飞宇《家事》、郝景芳《最后一个勇敢的人》等。

  Read Paper Republic第四季中颜歌《平乐事》也由Poppy Toland翻译。

  Pathlight《路灯》杂志,由《人民文学》杂志创立于2011年,Paper Republic 网站主创人员Eric Abrahamsen、Canaan Morse、Dave Haysom先后担任编辑职务。前任编辑还包括Alice Liu Xin、Karmia Outlude、Eleanor Goodman。现任编辑总监Eric Abrahamsen、执行主编Jeremy Tiang。

  作为文学译者,Poppy Toland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作者的情绪和氛围营造的用意,同时,她还擅长在细微的翻译用词中注入对整体故事的思考,因此她的译笔自然流畅,且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魅力与深度。她为《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翻译的作品,颇受专家与读者的瞩目与赞誉。

  得知我荣获人民文学翻译奖的消息,我倍感惊喜。我十分感谢《人民文学》杂志将这一奖项颁发给我,能获此荣誉,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我也特别感谢Pathlight给了我翻译中国文学的最初机会。

  在英国利兹大学中文系学习时,李茹茹教授带我们走近了中国文学。在她的引导鼓励下,我接触到了许多中国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不但学习到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国情,更感受到了中国的人情、风俗与文化。

  从利兹大学毕业后,我就移居去了北京。在首都的四年,我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包括担任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的行政助理,《乐》杂志的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自然纪录片《美丽中国》的田野调查协调员;我还曾在公司宣讲回收打印机墨盒的重要性,写过关于参加假日减肥营地的肥胖儿童的文章,还曾去安徽做有关刺猬的研究…… 在北京的生活丰富多彩,可惜那时我并没有全面投入到中国文学中去。

  恰恰是在我回到英国后,我开始重新认真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将此当成与中国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2012年,我正式开始和Pathlight合作。迄今为止,受Pathlight所托,我已翻译了八篇短篇小说。 除此之外,我还为Amazon Crossing和Penguin分别翻译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我翻译的作家包括:格非、迟子建、毕飞宇、阿乙、颜歌、路内等。我十分感谢Pathlight 为我打开翻译中国文学的大门,并且不断给我提升自己文学修养和翻译技能的机会。一路走来,我竟有幸接触到这么多富有天赋的中国作家和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让我更加热爱文学翻译事业。我很荣幸能和《人民文学》杂志长期合作。也期盼我们的合作能持续下去,让我继续为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推广贡献微薄之力。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好朋友,刘长菁。她在英国Bangor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她深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文学翻译有极大热情。她与我探讨翻译方法,帮助我理解中文原著,耐心解答我的疑惑,为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想说,翻译是一项孤独、艰辛的事业。但有了好文学、好作家、好同事、好朋友,就值得我在翻译的路上走得更远。(by纸托帮微信公众账号)

2019-02-21 14: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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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锝天空

  #文化热点#500余位学者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由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简称《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第二批图书近日正式出版,包括《左传》《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传习录》等5种。

  “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是《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的既定目标。项目自2016年正式启动以来,计划用5~10年时间,梳理传统文化经典传承发展脉络与体系,以当代眼光和时代价值树立新时代经典之标准,遴选100种书目。所选图书上起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典籍。

  《百部经典》编纂办公室主任张洁介绍,书目广泛征求项目顾问与相关领域专家的建议,希望能集思广益,编委们也在审慎研究,完善书目。

  《百部经典》采取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相结合的编纂体例。项目成立以袁行霈为主任委员的编纂委员会,聘请叶嘉莹、李学勤、楼宇烈、陈鼓应等19位大家担任顾问。每一部书稿力邀相关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担任解读人;初稿提交后,还要邀请由2~3位专家组成的审订组,对书稿进行审订;审订通过,才能提交出版社进入编辑流程。袁行霈曾表示,《百部经典》的编纂工作将汇聚全国思想界、文化界5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2017年9月底,《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孙子兵法》《史记》等10种《百部经典》首批图书出版。首批图书出版后,袁行霈号召编委们“回头看”。他表示,首批图书虽然得到社会各界好评,但距离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有改进空间。

  为此,编纂办公室落实编委会决议,策划召开既定书目中已确定解读人的科技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先秦两汉诸子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和宗教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等分主题编纂工作会议,为编委、解读人、审订人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探讨类似主题典籍编纂工作的特点难点,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便解读人顺利撰稿。

  编纂项目注重调动全国各界的优秀力量参与其中。如果说首批图书的解读人以北京的专家学者为主,那第二批图书就体现出参与学者地域范围之广。《左传》解读人郭丹、《墨子》解读人姜宝昌、《韩非子》解读人张觉、《吕氏春秋》解读人张双棣、《传习录》解读人吴震,分别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而审订专家则是来自全国各地。

  编委、首批图书《孟子》解读人梁涛表示,十几位专家学者为一本著作一次次开会研讨,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编纂办公室赴山东和《墨子》解读人姜宝昌沟通修订事宜时,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负责人表示,山东大学将全力支持编纂项目,希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让本校更多优秀的文史学科研究力量参与其中。

  2018年,编纂项目共收到书稿23部,是2017年收稿数量的近两倍,此次出版其中5部;其他已收书稿及正在撰写的书稿,将于2019年陆续审订出版,与读者见面。(by中国青年报)

2019-02-21 13: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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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份锝天空

  #电影#硬核科幻电影元年,真的到来了吗?

  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是两部科幻片。《流浪地球》从关乎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出发,掀起一股硬核科幻观影热潮,《疯狂的外星人》则对外星人题材进行了成功的本土嫁接,让国产科幻电影更接地气。两部科幻类型电影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占据了最黄金的春节档的榜首和榜眼。有人不禁据此得出结论:2019年是中国硬核科幻电影元年。

  中国硬核科幻电影元年,真的到来了吗?

  “《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是一个里程碑,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的新时代”

  “《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升级换代,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复兴的缩影。”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类型会不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观察。”

  中国科幻走过起起落落的历程

  “如果说《疯狂的外星人》是技艺纯熟的手艺人在庙会里表演好戏,得心应手;那么《流浪地球》是闭关修炼的大侠终于出山建功,惊动世人。” 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贾立元说,“两大贺岁科幻大片一正一谐,新年双星闪耀,让我这样的科幻迷感到很振奋。”

  宏大的科幻梦,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土壤中。贾立元介绍道,从上世纪初梁启超、鲁迅、吴趼人等文化精英引进、创作科幻小说开始,中国科幻创作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期间经历了几次沉浮。

  80年前,中国第一部本土科幻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上映,一时风靡全国。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电影市场开始没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小灵通漫游未来》《飞向人马座》《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优秀科幻作品涌现,中国科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说,自1979年《科幻世界》创刊以来,到后来刘慈欣《三体》系列出版之前,中国科幻一直处于杂志阶段,科幻作家们围绕一本或者多本杂志生存,这一时期科幻作品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在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是科幻迷们公认的“四大天王”,其中曾获得幻想小说界的“奥斯卡”——星云奖的刘慈欣更是因为《三体》而闻名中外。《三体》系列的出版也标志着中国科幻进入畅销书时代,科幻的影响力不再仅限于自身的小圈子,而是成为社会话题,开始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据介绍,《三体》图书创造的产值已经过亿。

  贾立元说,刘慈欣的“一己之力”背后,其实是中国作家在学习、借鉴外国优秀科幻作品的基础上,从本民族的经验和冲动出发,去探索人类未来图景的长久努力。他认为,“刘慈欣应该被看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幻艺术的阶段性集大成者”。

  尽管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但优秀科幻影视作品却一直被好莱坞“霸屏”。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科幻片?

  美国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研究生、资深科幻迷李忠泽认为,国内电影制作团队缺乏高超的视效技术基因、国内观众缺乏科幻片观影的传统,可能是国产科幻片停滞多年的原因。在他看来,《流浪地球》的出现,才算真正给科幻迷们交出了第一份满意的答卷。

  “《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是一个里程碑,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的新时代。”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说。而对李忠泽等资深科幻迷来说,他们一方面为科幻不再是小众市场,能够被更多人所理解和热爱而由衷高兴,另一方面也希望这片广袤的精神家园不会被过度商业化,从而失去科幻的底色,“工业和市场都需要成长的过程,希望能一步一个脚印,不要毁掉中国科幻IP”。

  为什么说国产科幻电影的成功是水到渠成

  截至2月18日,《流浪地球》在国内取得38.89亿元票房,在北美澳新,它也创下了近年来华语电影海外开画的最高票房纪录。2月5日至10日,《流浪地球》北美澳新票房达263万美元。它的成功给了国产硬核科幻电影市场强大的信心。“在未来世界里有中国的元素,无疑对国家形象有很重要的提升。过去我们习惯了好莱坞式的西方英雄拯救世界模式,一直怀疑中国导演拍出的科幻片能不能被中国电影观众所接受。”姚海军说,“这个怀疑现在被打破了。”

  《流浪地球》出品方之一、中影股份董事长喇培康对此表示赞同:“影片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科幻的大背景下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内核、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大银幕上第一次表现以中国人为代表,带领全人类共同征服地球和世界的故事,而不再是外国人拯救全人类。”

  中国元素的情感内核使得国产科幻影片拥有了独树一帜的可能性,而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也提升了我们的科幻想象力和将想象转化为现实作品的能力。拍摄科幻题材电影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制作水平,每一个专业环节的有效保障,是科幻类型影片成功的前提。因此,不少影视业内人士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一次飞跃。中国电影工业化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迎头追赶,《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之作,在制作上为中国电影界树立起了标杆。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流浪地球》的出现是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耕文明转型实现科技文明、信息文明,世界级的现代化中国科幻文学提供基础和保障以及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完善、特效技术升级这三大元素都具备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升级换代,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复兴的缩影。”

  正像影片中地球在抵达新家园的路上一样,国产硬核科幻片也在大步迈向新境界的路上。国家电影局副巡视员陆亮说,《流浪地球》对中国科幻类型电影有重要的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说,2019年是真正的国产科幻片元年。《流浪地球》同时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是我们对科幻类型的成功探索。”

  “早在1968年,美国导演库布里克就为科幻电影领域贡献了《2001:太空漫游》这样的经典之作,国产科幻电影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贾立元说。在姚海军看来,“硬核科幻电影元年”的提法比较新鲜,但是否合适还不太确定。除了要有科幻片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需要这之后源源不断地涌现这一类型的作品,使得科幻片类型持续繁荣。“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说,“但这个类型会不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观察。”

  年轻人崛起是硬核科幻市场的希望?

  科幻作品素有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高科技元素较浓厚的硬科幻是时下国内较为流行的,备受赞誉的《流浪地球》也是由硬核科幻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科幻文学“四大天王”中,刘慈欣、王晋康、何夕三位都是以写硬科幻为主的。近年来,科幻文学领域涌现出的江波、陈楸帆、修新羽等知名青年作家,也更热衷于创作硬科幻作品。修新羽曾凭借科幻小说《告别亚当》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腾讯等单位颁发的“水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尽管是一名文科生,她的科幻视角并不集中于那些老生常谈的“载人飞船”“智能AI”“星际移民”,而是分散于那些具体而微的科研进展,展现出极强的哲学思辨和科学素养。

  修新羽表示,相对于“硬核”科幻,现在更提倡的是“核心”科幻的概念,即全部内容应当尊重科幻的某个核心设定并围绕此展开,而不是仅靠一些名词和数据堆积。理科生出身的李忠泽也认为“科学理论是科幻想象的基础,而科幻想象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展望,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硬核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给予了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但也给影视化呈现增加了难度。“硬科幻普遍场面非常宏大,对特技的要求非常高,里面涉及一个科学的设定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是比较难以转化成画面的。”姚海军认为,想要实现科幻作品的影视转化,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还需要国内一些有勇气、敢于“吃螃蟹”的艺术家们去探索。他呼吁,应允许年轻人做更多的尝试,更自由地去想象和创作。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红实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导演的崛起和观念的演进,他们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特质,一是更接地气,对时代和生活的新变化更加敏感,二是在美学上有站在前沿面向未来的气质。”郭帆、刘慈欣等人才的出现,也是中国制造业、科技事业多年发展和积累,靠工业文明堆积起来的结果,他们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成长,也有了更宏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国产硬核科幻电影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年轻创作者源源不断的供给,更植根于新一代观众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国民的科学素养发展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接受科幻作品,这很重要。”姚海军表示,“这跟我们的教育息息相关,高素质人群才能接受科幻这种文学艺术的形式。”

  在李忠泽、修新羽等看来,并不一定要将科幻迷单独列为一个目标观众群体,科幻的门槛也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高不可攀,“任何享受思考乐趣、能被人性打动的人都可以喜欢科幻”。作为观影主力军的“80后”“90后”“00后”,由于受到更具科技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对虚拟世界有了更全方面的体认,对宇宙万物有了更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因而对科幻影视作品的接受程度也普遍提高。

  据喇培康介绍,中影股份计划今年还将有两部量级跟《流浪地球》差不多的科幻电影公映,一部是写中国人破解来自月球的神秘信息,拯救地球的《希望岛》,另一部是写在上海即将沉没之际,一群热血青年反抗外星侵略者的《上海堡垒》。

  姚海军介绍,虽然硬科幻作品实现影视转化很不容易,也许因为刘慈欣及其作品的带动效应,目前国内影视公司对硬科幻作品非常感兴趣,江波、陈梓君等的作品版权都已经转让给影视公司进行开发。“影视公司感兴趣的都是想象力比较丰富、技术功底比较扎实的作品。”他表示,科幻书籍和电影是相互作用的,科幻要靠畅销书或者影视作品来提升类型的社会影响,吸纳更多优秀的人才进来;杂志要不断培养新人,为这个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每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这些环节都齐全了,才能说中国科幻很健康,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姚海军说。

2019-02-21 13: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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